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法律问题略论

虽然《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161条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但因惯性思维的影响和对刑法条文中某些术语的不解或者误解等方面的原因,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这一罪名的利用率仍然很低。实际上,无论是犯罪主体、重要信息还是信息披露相对方的范围,新条文都较修改前有了较大程度的扩张。应当准确理解该条文中的法律术语,在执法过程中广泛适用该罪名,避免该罪名的"僵尸化"。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与教义学重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修改,凸显出我国对证券市场中未妥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行为的重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罪均存在结果犯的判断,但这样将面临结果难以认定与无法归责的困境。本罪保护的重点法益在于维护证券市场上正常的信息披露秩序,投资人具体的财产权利是否受损不影响本罪认定。在本罪的违法性判断中,应当结合前置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原则认定行为是否“严重破坏信息披露制度”。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略探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是新近修改公布的一个罪名,与原先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相比,其增添了一些与原刑法第161条条文完全不同的新内容。包括犯罪主体的扩大,公司、企业负有依法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披露信息义务的明确,"其他严重情节"犯罪结果要件上的堵截等。

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可能性失灵——以收益权凭证交易为例证

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需要刑法保护。为确保刑法调整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在原《刑法》条文的基础上,对主体、客观行为和行为结果都进行了修订完善。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使"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出现了漏洞,面临可能性失灵的现实问题,收益权凭证交易这一新型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就是例证。创新资产证券化产品,监管部门要依据其交易特征,出台相应监管规则,注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防止"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可能性失灵。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探究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对于证券业中小投资者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近年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犯罪事件时有发生。《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规制这种行为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刑罚,采用了更为严厉的自由刑与无限额罚金制。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自由刑的设置应更加谦抑,同时,限额罚金或倍比罚金相较于无限额罚金也更加合理。在此基础上,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与加强政策上的引导,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也同样重要。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法益证成与教义学解读——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修正

为了有效惩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因应新《证券法》中证券发行注册等资本制度改革,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作了重大修改。立法修改后,该罪的形式法益体现为信息披露制度,实质法益应界定为金融信用。在司法适用中,应以《证券法》规范等前置法为依据来确定其犯罪主体,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实质认定;在入罪判断标准上,应当依据不同的犯罪主体区分相关犯罪行为类型;直接责任人员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身份竞合时,应结合利益归属、是否利用支配力等因素确定直接责任人员及其刑事责任范围。

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违规披露研究

经济安全一直是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屡屡发生的上市公司违规披露事件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文章基于演化博弈相关理论,构建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及政府监管部门三方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利用Matlab 2019b软件进行仿真实验,对约束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违规披露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行刑共治下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立法变迁与司法适用

囿于信息披露犯罪的治理困境,尤其是证券发行注册制施行的现实需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再次进行重大修订。由"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犯罪规制机制决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所侵害的法益,乃是作为现代公司、企业法人治理核心的信息披露制度。因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的信息,只应是与投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而对此类信息依法负有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只要故意实施严重的信息披露不法行为,即有论之以该罪的可能。唯有加大违规信息披露行为的刑事制裁力度和刑事不法成本,才能切实发挥刑法的保障法作用,实现信息披露犯罪的科学行刑共治。

交叉持股企业信息披露违法违规风险传染及智能分析

交叉持股企业的协同一致性很可能引发信息披露违法违规风险传染。以交叉持股企业为研究对象,根据环境信息披露理论,研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风险传染机制。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法对交叉持股企业高管人员行为进行监测预警、挖掘群体关系。

上市公司重大财务信息披露监管规则与违规案例研究

2020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开始实施;2020年10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2022年,上交所制定《推动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随着这些政策与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监管机构对上市企业的监管态势愈发严格,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工作面临更高的监管要求。以上市公司重大财务信息披露监管规则为依据,模拟信息披露违规案例,为上市公司规范披露财务信息提供参考依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问题分析与建议

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有着明确且严格的要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也在逐年规范,但仍有部分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问题,这其中有客观能力欠缺的原因,也有主观故意为之的因素,如此,将不利于公司本身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天神娱乐会计信息披露违规研究及经验启示

当前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益成熟,市场参与各方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关注程度也与日俱增。会计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可靠、是否充分及时、披露的对象之间是否公平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深入揭示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寻找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综合整治,以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已刻不容缓。本文针对困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围绕如何提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这一中心进行研究,力求找到适合我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本文先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入手,然后以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分析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及存在的原因,最后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

强制与自愿二元定位下《证券法》ESG信息披露制度的体系完善

如何提升ESG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是当下ESG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首要目标。现有研究主要基于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弥补自愿性监管不足之逻辑,认为应加强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却忽略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价值,以及在为何加强、如加强强制性方面论证不足。首先,理论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信息披露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灵活性更契合ESG信息披露的个性化特征,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自愿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不可割裂的,在制度功能、披露内容与制度构建上具有关联性、互补性。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强制性与自愿性的二元结合。其次,ESG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监管模式的选择。监管部门如将ESG定位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采用自愿立场;如将ESG定位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往往会提升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据此,我国现阶段基于“双碳”治理的目标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保留其余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具有理论与实践正当性。再次,虽然二元监管模式定位合理,但是在具体制度建设中仍存在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监管不足、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激励不足的内生冲突。当前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仍然采用单一重要性原则,可能造成ESG信息披露供给不足以及难以应对“漂绿”现象;在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上,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自愿性信息披露则存在激励不足的现象。上市公司可能因为ESG信息披露承担监管风险,但却无细则与免责事由指引如何避免。最后,在制度优化上,监管强化存在引进双重重要性原则以及增列强制性信息披露事由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双重重要性原则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证券法投资者保护利益的根本性冲突,现阶段统一法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较为合适。另一方面,证券法可以增列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披露事项,以与环境法信息公开相区别。激励强化存在引进预测性信息安全港以及细化指引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国内并无预测性信息安全港的相关规则,立法成本过高,因此现阶段细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较为适宜。

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基于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的视角

信息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策。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能否发挥治理效应,进而规制信息披露违规、助力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替代核心变量、滞后数据、控制高阶固定效应等检验,实证结果依旧稳健。(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进而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独立董事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和信息披露违规的相关文献,还为进一步推动数字治理、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构建数字经济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

社会责任披露能抑制上市公司信息违规吗

本文从非财务信息披露视角系统分析并检验社会责任披露的微观治理功能。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披露对信息违规尤其是信息披露违规具有明显的治理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企业披露详细的社会责任信息可以降低信息不透明度以及提高企业声誉,从而减少信息披露违规,表明社会责任披露具有信息沟通效应和声誉监督效应;第二,在非国有企业和外部制度环境较好的企业中,社会责任披露的违规治理效应更强。本文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财务信息披露在治理上市公司信息违规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为监管机构治理和防范上市公司信息违规提供了思路。

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本文聚焦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治理作用,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拥有共同机构所有权的上市公司发生违规披露的倾向和次数均少于非共同机构所有权上市公司。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期稳定型的共同机构所有权更能发挥这种治理作用。本文还讨论了过高的共同机构持股比例可能会给信息披露带来负面影响。本研究对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新视角,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企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相应理论证据。

审计委员会学术经历与企业违规行为——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

审计委员会作为企业发挥内部监督职能的重要机构,研究其学术经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尤为重要。文章以2010—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学术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学术经历有效抑制了企业的违规倾向,减少了企业的违规次数;而信息披露质量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学术经历主要抑制了信息披露和公司经营类的违规行为;相较于高校和协会的经历,审计委员会科研机构学术经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最强。研究结果在丰富审计委员会和企业违规相关文献的同时,为优化审计委员会组织结构,提高企业治理能力提供了借鉴。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动因和影响效应研究——基于梦洁股份的案例分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与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制度在不断优化、提升,但信息虚假披露却日渐频繁地发生在上市公司中,且违规手段繁杂,这也表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仍存在一些不足。而信息规范披露对上市公司的有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能保证证券市场有效运行,还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选取梦洁股份信息虚假披露事件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析法对梦洁股份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成因、影响进行全方位的探究和系统分析,最后提出防范信息披露违规的具体建议,通过加强内部治理,完善监督机制,使证券市场能够有序发展,以期对拓展信息披露治理方法提供借鉴。

违规信息披露的问题与对策——以柏堡龙为例

本论文旨在深入研究违规信息披露现象,探讨其根本原因、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以期为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提供有益启示。对违规信息披露现象的深入剖析,有助于加强市场监管、促使企业遵守规范、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交叉持股与高管关系相依网络中的信息披露行为

以往的文献分别在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研究了交叉持股和高管关系在单一网络中各自对公司行为的影响以及经济后果,但网络并非完全孤立存在。相依网络的提出为交叉持股网络与高管关系网络的相依耦合与协同提供了研究框架。而信息披露行为在资本市场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从信息披露违规的影响因素出发,提供了交叉持股与高管关系二者相依网络作用于信息披露行为的创新视角。基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智能化分析视角有助于厘清相依网络与信息披露行为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