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小说中的生态意识

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作品多以种族隔离为主题,但生态意识也贯穿其创作生涯的始终。戈迪默的小说既呈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尊重,也批判了各种生态非正义的问题,同时对于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活动提出了质疑。戈迪默关于生态问题的深度思考,对生态批评和生态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戈迪默后期作品的异化主题

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作品大多聚焦于对南非社会现实批判。她的前期作品集中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控诉。而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她的后期作品转而揭露新社会中众多"病态特征"中最为内在的问题:人的异化。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进行分析,戈迪默后期五部作品均体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人与他人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等三个方面的异化主题,作家借异化主题的表达实现了批判现实之旨。

论戈迪默《新生》中的三重伦理关系

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最后作品《新生》没有沿袭她以往作品的反种族隔离主题,而是讲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故事。该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当下南非人的生活,尤其是白人家庭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本文以文学伦理学为批评视角,分析《新生》在特殊的伦理环境中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相互联系而又相互依存的三重伦理关系。

中国戈迪默研究论评

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十大作家之一的戈迪默作为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得主曾是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对象,但紧随其"高出镜率"的却是"低研究度",对其文学的研究未能真正深入展开,个中症结:意识形态化的遮蔽、地域性认同的疏阔、理论标签式阅读的空洞等,正是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中的通病。

论戈迪默小说《邂逅者》中的生态美学意识

纳丁·戈迪默的长篇小说以反映南非本土的社会现实著称。《邂逅者》则以全球化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移民故事。成长于南非都市的富有白人女孩朱莉毅然跟随非法入境的黑人贫民阿卜杜远走他国,重建自己的梦想家园,而阿卜杜却不辞辛劳地要移民到别国去寻找自己心仪的生活。简单的故事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疏远隔离,人类普遍失去了"在家感",精神生态处于失衡状态。只有与自然建立亲密的共生关系,人才能摆脱"无家可归感",最终达到精神生态平衡。

混杂策略及其困境——以纳丁·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中索尼为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尤其是混杂性概念,反对民族与身份上的本质主义,并将混杂化作为消解两极性的一种有效策略。《我儿子的故事》中的主人公索尼作为南非的"有色人",具有介于黑与白之间的混杂身份,他通过构建位于中间地带的"文明的他者",对文明人/非文明人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威胁和挑战,这是他在反种族隔离的道路上始终贯彻的混杂策略。但是,索尼所遭受的家庭和政治生涯的危机说明了这一混杂策略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

从《朱利的族人》探析戈迪默笔下的南非泛生态系统

戈迪默在《朱利的族人》中从自然、人文和种族三个层面揭露了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泛生态系统的失衡与危机。由于白人统治者对南非自然生态的破坏,南非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的发展失去协调,富饶的南非陷入贫富两极的惊人分化,种族矛盾更加激化。种族生态的重构有助于黑人种族和其他弱势种族加入新的南非种族生态,确立弱势种族在自然整体生态中的位置,形成南非泛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关系。戈迪默的泛生态思想对南非的种族大和解起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

论纳丁·戈迪默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中的写作姿态

在《我儿子的故事》中,纳丁.戈迪默将小说的叙事权转交给"有色"青年威尔,突出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被臣服群体自我表征遭到消抹的事实。本文围绕小说中威尔的写作和戈迪默本人的写作讨论种族隔离制度下,文学写作对于黑人作为经验主体进行自我表征和反抗种族主义文化霸权的意义。通过小说中叙事权的转交,戈迪默本人表达了抗议种族隔离政府审查制度、敦促无视现实者意识觉醒和呼吁人们共建非种族社会文化的写作姿态。

南非的良心——纳丁·戈迪默及其创作评析

获得 1 991年诺贝尔文学大奖的纳丁·戈迪默 ,是一位南非白人女作家。这位女作家著作丰富 ,曾多次获得欧美文学大奖。她的作品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浸透了反种族隔离的政治批判精神 ,而且艺术技巧纯熟 ,尤其长于细腻而深入的心理分析。由于成就卓著 ,她被人誉为“南非的良心”。

朝着自我的行走——南丁·戈迪默的《无人伴随我》及其他长篇

南非作家南丁·戈迪默认为:"个人面临着持续的恐怖,是20世纪作家经验的核心。"她从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时期人的存在入手,深入发掘人的复杂性、多重性。"人是从自我到自我的行走",她的长篇《无人伴随我》对人的存在有着多种真实描述。她几部重要的长篇也显现出对历史的深度介入和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盛开在“‘他者’之域”的黑白奇葩——托尼·莫里森和纳丁·戈迪默

托尼·莫里森和纳丁·戈迪默是盛开在“‘他者’之域”的两朵文学奇葩。两位作家虽所处地域不同,肤色迥异,但都以表现和探索人类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己任,凸显种族、文化和各民族融合诉求,在历史使命感、展现“‘他者’之域”中“他者”的生存困境以及表达对多元文化的心理诉求方面异中有同。

“未定时期”的预言故事——评纳丁·戈迪默《朱利的族人》

纳丁·戈迪默将《朱利的族人》置于南非全面内战时期一个新旧政权之交的时空背景下,以前瞻性的视角对未来的南非社会进行了预测和审视,影射社会转型时期黑白身份和关系的演变与置换,并对黑白和谐共处的未来社会进行了思考和展望。戈迪默受葛兰西的影响,以这样的预言故事坚守着有良知的白人作家的基本姿态,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发表对社会、民族、国家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以期对公众有所启迪,对社会有所裨益。

戈迪默的自由人文主义观念

戈迪默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自我存在,书写内部的历史。戈迪默是有倾向性的作家,但她对社会生活的评判遵从的不是任何外来权威观念,而是自我意识生成的内在法律。她视文学作品中对政治的过度反应导致的对自我的忽略为时代的道德之罪,主张"个人化地对待政治主题"。尽管戈迪默从来没有公开宣示过自己是自由人文主义的信徒,但她对文学的理解和创作实践却处处显示着自由人文主义的价值诉求。

国内纳丁·戈迪默研究述评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纳丁.戈迪默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研究数量与质量、批评内容与视角、研究的本土意识和独创精神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研究戈迪默对于辨证地看待全球化和本土化,使中国更好地参与世界性话语并破除"文化霸权"具有重要意义。

异化思想之于戈迪默后期文本批评的意义

异化思想包括马克思异化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异化思想,对于文学批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异化思想为主要切入点,发现纳丁·戈迪默后期文本的重要内涵。首先,异化学说的核心'人道主义'促使戈迪默的后期文学批评形成一种新的思考维度即人性和人道主义;其次,异化分析法为她在新时期的文本提供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最后,异化的东方主义为其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的批评视角即文化研究。

文笔精湛,情操高尚——我所认识的纳丁·戈迪默

1992年2月4日,正当大红灯笼高高挂、鞭炮声声,人们喜气洋洋欢渡春节时分,一封航空信飞抵我手中:那是199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英语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从她的约翰内斯堡的寓所发来的。这更增添了室中欢快的气氛。这封航空信上贴有六枚邮票,每枚邮票上都有“R.S.A”(“南非共和国”的缩写);信封背后还贴有一小枚印有这位女作家地址的封口签,使我的集邮册增添了品种新、意义深长的邮品。我是1983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一所高校进修时认识这位女作家的。

戈迪默《伯格的女儿》空间书写中的“异托邦”研究

《伯格的女儿》是南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的重要作品,作品的空间书写别具特色。基于空间理论审视这部作品,可以看出小说构建了种族隔离制度下一系列异托邦空间,主人公罗莎为摆脱父亲的束缚,在不同的异托邦空间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主人公的艰难探索不仅展现了种族隔离制度之下个人压抑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内部的巨大裂痕,而且实现了从追寻“自我”到融入南非反种族隔离共同体的转变。反种族隔离共同体的形成隐喻了白人权力中心的消解,暗含了作者对构建多种族人民和谐共存的南非家园的希望。

戈迪默长篇小说中的圣经神话原型意象研究

作为宗教经典,《圣经》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其所宣扬的精神信仰、终极关怀和最高理想早已融化成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成为文学创作者心中的镜与灯。而《圣经》中的人物、情节、结构等原型、语言风格、隐喻手法,更是对文学创作者的创作实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文学创作就深受《圣经》的影响。在其后期的长篇小说中,戈迪默多次借用了“伊甸园”等典型圣经神话原型意象,以隐喻南非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引导人们关注南非社会现实的同时,激发人们对终极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同时,戈迪默对圣经原型的利用极具创造性,丰富了原型的涵义。

纳丁·戈迪默获199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不久前宣布,将199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莫。纳丁·戈迪默(Nadin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生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煤矿小镇斯普林斯。父亲是来自立陶宛的犹太珠宝商,母亲是英格兰移民。戈迪默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也是南非作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获奖后,她表示将用奖金的一部分资助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