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异域妙想记--论张德彝《航海述奇》中的不可靠叙述

作为近代第一批由清政府派遣赴西方游历、接触西方文化的士大夫代表,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对西方的文化礼制、政治制度、工业技术等进行了全面的记述,这使得同治初年对遥远国度不甚了了的中国人大开眼界。然而,受到思想认知、知识体系、社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影响,作为“隐含作者”的张德彝在事实/事件轴、知识/感知轴及不定式视角三个层面出现了错误或不充分的报道、判断与解读,从而构成了不可靠叙述。结合不可靠叙述理论考察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以张德彝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群体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反思。

当“焘大使”遭遇“福先生”——评吴以义《海客述奇》

吴以义的《海客述奇》,通过清末几位出洋人士在维多利亚英国的见闻,对19世纪后半叶东、西方两个性质不同的大帝国,及其承传的文化之间的碰撞进行了考察;揭示了西方科技昌明的根本,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而“两个完全独立的文化在这种无公度的领域里的沟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充分肯定作者的立意、选材和写作风格的同时,也对书中的个别观点提出商榷并指出少量史实方面的舛误。

近代域外游记中的“述奇”色彩

近代域外游记记录的多是惊奇制造、宴会应酬、风俗类志、马戏杂耍、奇禽怪兽等,呈现出明显的"述奇"色彩。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游历者本人存在语言障碍和游历过于匆忙,但真正影响游记塑造异国形象的关键性因素还是游历者的眼光。因此,晚清的海外游历者所传递的西方形象,实际上投射着晚清中国社会的政治渴望与文化诉求。近代域外游记塑造的西方形象是晚清中国现实社会政治欲望在文学实践上的一种投影。在"中华型世界观"的影响下,最开始走向世界的晚清使官们,采用"区格化"策略来缓解自身的文化认同危机感,从而坚守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态度。

《四述奇》俄京观剧史料述评

晚清随使俄国的张德彝在他的日记《四述奇》中最早向国内介绍了俄国戏剧,但这一史料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张氏在日记中记述了俄京观剧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其所见到的剧种、剧目以及戏剧演出等。这些记述在当时及其后有不少内容被误读,这些记述的误读成有其文化原因。

近代士人对西方世界的观感探微--以清人张德彝八部《航海述奇》的女性观察为视点

张德彝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他幼年接受传统教育,青年入同文馆接受新式教育,曾先后八次到访西方各国。在此期间,他广泛地接触西方社会与文化,详细考察西方女性,逐渐从一个保守士人转变为批驳中国裹脚陋习、尊重女性的开明士人。但在对婚姻自由等女性主义运动的讨论中,他回到了保守的阵地中,体现出近代士人思想的保守性与局限性。

从张德彝七种《航海述奇》看西方的议会文化——以议会术语为中心的考察

张德彝现存的七种《航海述奇》,运用"议事厅"、"议政院"、"议院"、"国会"等议会对应术语,较为翔实地记述了英、法、美、德等4国议会文化,涉及到议员的数额、选举、议会的职能权限和运作程序以及最高统治者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从此"述奇"系列来看,术语"议院"之使用,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明显递增的趋势,至20世纪初基本上战胜了其他议会术语取得了绝对优势,因作者自身的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这种议会文化的介绍总体而言还停留在表象层次,并未触及其根本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实质。

张德彝“述奇”日记里的西方茶文化

张德彝"述奇"日记里的西方茶文化十分丰富,这是西方人对中国茶文化进行改造的结果。西方茶变得合法和流行,这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茶的偏见,促进了中西茶贸易的发展,为改善双方的关系提供良机。西方茶开拓生存空间,给西方社会和人类文明带来巨大影响,但是也体现出西方人对外来文化的本土改造,本质上是霸权主义的逻辑思维。这符合张德彝"述奇"日记的"奇"主题,也是中西茶文化交流的真实反映。

张德彝“述奇”日记中的西方

张德彝一生8次出国,他勤于笔耕,详述海外之"奇",从《航海述奇》到《再述奇》、《三述奇》,直至《八述奇》,在近代士人日记中并不多见。他的"述奇"日记记载了他在西方之见闻以及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看法,涉及科技文明、社会制度、风俗民情等方面,内容颇为丰富。受各种因素所限,张德彝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看法在一些方面可能存在偏差,甚或谬误之处。尽管如此,他的"述奇"日记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早期中国人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珍贵史料,在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上还是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德彝眼中的西方近代教育——以八部《航海述奇》为考察中心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张德彝前后八次出洋,旅居海外27年。他对"国家以教务、学问为重"的认识格外深刻,他对西方文化教育,特别是对近代西方教育资源的丰富性、教育受众的普及性、教学内容的多样性,都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观察和考量,他的这些认识有力的推动了近代中国科技文化教育层面的西学东渐。

张德彝笔下的英国形象——以《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为中心

张德彝是清末同文馆第一批被选派出国的留洋学生之一,他的游记《航海述奇》前三部中对于英国的记录,涉及了英国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出维多利亚中期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张德彝的记录中透露出的观察视角,是一种以儒家士大夫文化为基调的文化中心视角,具有认识论上的合理性,也源于张德彝对以中国儒家士大夫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坚定信仰。本文根据张的记录,认为热衷于收集与展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了英国在现代化、帝国化过程中的繁荣和野心。

《航海述奇》所见张德彝与中西戏曲交流

晚清外交官张德彝使外期间,曾撰有八部《航海述奇》,其中包含丰富的西方戏剧史料,可为研究近代中西戏剧交流提供参考。因个人交际及对音乐戏曲的爱好,张德彝观赏了众多西方戏剧,对西方戏剧评价颇高,留下了晚清海外文人以传统文化眼光审视西洋戏剧的生动记录。

骂槐实指桑——张德彝《航海述奇》系列中的土耳其

五口通商以降,中国分别与欧美各国乃至日本订立条约,建立外交关系,逐渐融入世界外交体系之中。然而整个晚清时期,尽管存在过相关建议,但是中国始终没有与奥斯曼土耳其订约遣使,产生官方层面的正式外交往来~①。中、土分别是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大国,互相之间的交流却并不多,国人对于土耳其的印象,相对比较简单,远不如对欧美诸列强及周边日本、朝鲜等国的了解。就晚清时期而言,《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是两部较早而且影响较大的地理著述,其中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和沿革。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按照"西南洋"和"大西洋"的分类,土耳其一国被以"南都鲁机"和"北土鲁机"的标题分别加以介绍。

晚清驻外使臣张德彝及其外交思想

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以魏源和林则徐等人的观点为主,但他们终究没有亲身到国外考察的经历,观点存在很大局限性。而第一批走出国门、走向西方的外交官们是最早与西方世界亲身接触的人。晚清外交官张德彝前后共出洋八次,前后历经四十余年,几乎大半生都在国外游历。他在出使国外期间对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和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看法、观念都记录在册,形成了《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直至《八述奇》,日记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张德彝对西方社会的外交制度和实践拥有深刻的认识,他以西方外交制度的模板,在外交礼仪的规范、外交官设置、外语人才的教育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在推动晚清外交制度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海国新奇妇有髭”——晚清域外游记中有关妇人生须的“观察”与跨文化想象

在晚清域外游记中,有一种对西方女性的“观察”,即认为西方女性是“生须”的。这一记述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记述者都是“亲眼所见”,而且这种描述并非孤例,散见于许多文献之中,如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王以宣的《法京纪事诗》、张德彝的《三述奇》、袁祖志的《瀛海采问纪实》等。西方文献中有关于女性生须的记录,多以神秘、畸形和猎奇的态度记述之。中国史籍中有关妇人生须的记载史不绝书,或用以描述蛮夷之貌,或用以暗示灾异之兆,或用以呈现报应之果,或用以彰显祥瑞之象。总之,中西文献中女性生须的记载都可归为本文化中“异质”因素。在晚清中西交通之后,出洋的中国人将对于本文化“异质”要素的理解转化为对于“异文化”的观察。有关西方妇人生须的“观察”,虽为记述者之“亲见”,但“观察”之结果是由观察者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其中包含着大量想象的成分。何天爵在《本色中国人》中所记述的一则误解事件,则足以证明这种对异文化的“在场观察”,根本上也受到了跨文化“想象”的影响。文化观察的结果,并不因观察距离的拉进而改变,异文化的形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从新近刊布的史料看晚清、民国藏政要员的洋务背景

晚清出洋大臣史料在近年的不断刊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化的可能。这其中,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90年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等书最为珍贵。张德彝及其《航海述奇》关注者极少,事实上,这部史料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很有价值。本文即以张德彝与同事陈贻范的关系为例,简述晚清、民国交涉西藏事务的中方官员洋务背景的一个侧面。

1866-1905年主要使西日记中议会文化之变迁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旧有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传统的朝贡体制被打破。1866-1905年间,清政府适应时势之变,先后派出数批使臣前往欧美诸国。中国使臣开始出现在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后的西方世界。[1]这些使臣大多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议会文化的认识有着一个由浅入深、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La Commune de Paris vue par un Chinois

清代的张德彝曾多次出使欧美 ,特别是在同治年间出使巴黎 ,亲眼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的全过程 ,并在《三述奇》一书中做了详细的记录。本文是对此书的介绍和评论 ,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外文化交流中更具普遍性的问题的一点思考。

传记虚构成因论

传记资料的匮乏和述奇叙异的冲动是传记文学中虚构所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通过种种个案描述,指出避免虚构的路径,点明虚构产生的动机,揭示虚构形成的机理。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增加传记虚构的透明度,不管它有多么扑朔迷离。

千夜之花谁先采?——兼与李长林先生商榷

《一千零一夜》这枝世界文学园地中迷人的奇葩,从遥远的天方移植到华夏大地,进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夜谭,已有百年历史.然而,究竟谁是中国第一个采撷这枝奇葩的人——谁第一个介绍了它、谁第一个翻译了它、谁第一个使用“天方夜谭”作为它的译名,这些问题直至今日还在困扰着我们,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夸张一点说,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涉及这些问题的论文、序跋和专著,及至一些颇具权威性的百科全书,无不存在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舛误.因此,研究者之间围绕这一问题的探讨与切磋,便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个薄弱点:19世纪汉语新词的考证──以《汉语大词典》为例

１９世纪，汉语中有大量新词出现，有的旧词则增添了新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这一时期所出现的新词一向疏于研究，如果翻阅一下《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这种感觉就会更加强烈。《汉大》可以说是我国词语研究成果的一种综合。但是，与古词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