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亭亭《中国佬》的述行性研究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分别从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层面上对美国华裔的身份进行了书写。从对华裔身份的诉求到对华裔历史的重述,再到读者视野内的华裔形象的建构,《中国佬》将文本的意义扩延至美国华裔的生存现实,释放了文本的述行力量,实现了华裔群体的身份认同。

述行纪录片的“行事”与“行艺”——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纪录片分法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比尔·尼科尔斯创立的纪录片类型学,他认为述行纪录片需满足“以片行艺”,并包含先锋片和剧情片。该表述引起国内学者的较大争议,认为如此将会混淆纪录片与其他片种的界限,述行纪录片须“以片行事”。而通过“电影工业美学”这一新生的理论体系来观照纪录片《中国》,以“中间层面”理论窥探纪录片中的类型作者,调和戏剧与纪录片的对立关系,让述行纪录片在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扮演“行事”与“行艺”的双重身份。

语言-行为-文化——谭恩美小说《喜福会》的述行性研究

文学述行理论将分析的焦点定位于文学话语的动态层面,基于文学述行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喜福会》中的人物角色进行分析。《喜福会》是华裔作家谭恩美极具自传色彩的作品,它取得的成功体现了美国华裔文学以及浸润于其中的中国文化与美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喜福会》不仅反映了华裔作家的生存状况与情感状况,也是他们寻找自身文化定位、实现自我成长的积极探索。

主观性和述行性在英语模态中的地位——兼与Lyons和Palmer等商榷

模态是语言学的重要范畴,是主观性和客观性、述行性和非述行性的对立和统一。西方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几个传统观点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值得商榷;英语模态的主观性和述行性相随,客观性和非述行性相伴。这两组概念相关对应,均非模态的本质性特征或标准。

从叙事到述行谈信息的传播设计

目的提高在展示设计中信息传播的效用。方法对展示设计中信息传播的过程进行研究,总结现有设计的表达形式,利用教学案例,分析人、物、空间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并预测展示信息传播的新方向。结论从静态方面观看走向,多感官、多体验、多媒介、多形式的信息传播设计将成为未来设计的发展方向。通过运用叙事性、体验性、述行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将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

蔡邕《述行赋》与李奎报《祖江赋》比较

蔡邕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抒情小赋,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文笔清新,对后世赋家的辞赋创作影响深远。李奎报是朝鲜高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善写古体抒情赋,在古代朝鲜文坛有较大影响。两人都善写抒情赋,通过对比研究可见蔡邕的《述行赋》和李奎报的《祖江赋》在情感基调、典故运用、布局谋篇等方面既有很多的相似处,又具有自身的独特风格。

理解尼科尔斯:述行模式纪录片的观念与合法性

在美国纪录片学者尼科尔斯的模式分类体系中,述行模式(performative mode)由于吸纳了实验影像、动画片等非纪实主义创作方式,在我国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甚至合法性也被质疑。结合文献研究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尼氏述行模式的观念可从主观、情感和想象三个维度构成的框架来进行整体性认识和把握,其艺术化、实验性表现手法亦与此密切相关。纪录片美学形态的演进、实践层面反映"精神世界"的需要以及尼科尔斯对索引性纽带和社会主体性的主张,为此类纪录片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但尼氏述行模式也存在较为芜杂之弊,其模式分类学说仍需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述行与叙事:巴特勒的又一副面孔

朱迪斯·巴特勒具有多副面孔,但作为叙事学家的身份一直没有被学界重视。巴特勒的叙事思想与其述行思想相伴而生,而且对其身体、性别、生命,以及主体、社会、政治等哲学表述具有统领作用。述行是一种言语行为,通过对规范、律法、权力等的征引而达成目的。巴特勒对叙事的界定与其对述行的界定有明显的一致性。巴特勒不仅揭示了述行假借叙事将自身合理化的诡计,而且,她关于述行可能面临失败的论述,开辟一个颠覆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反抗的可能性。

身体的物质性与权力话语的述行性——评朱迪斯·巴特勒对身体述行叙事策略的揭示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身体的物质性是话语叙述的结果,包含了权力话语的述行目的。对身体起源的追述是身体述行的叙事策略,暗含一个"寻找/隐藏"模式:通过寻找一个时间上"在先"的身体,编造一个"起源故事",赋予身体坚不可摧的"物质性",同时,通过对叙述者的隐藏,切断身体与语言的关联,使身体呈现出"自然性"。"寻找"是为了"隐藏",而"隐藏"又有效地遮蔽了"寻找"的意图。颠覆身体述行的叙事策略需要将身体"再语境化",从而使对身体的再表述成为可能。

述行性展示空间的初探

强调空间与人和时间之间的对话的信息传播空间可称之为述行性展示空间,本文从述行性展示空间与信息传播、心理学、知觉原理、情感需要和叙事性展示空间之间的关系入手,对述行性展示空间展开较为全面地分析。

叙事述行:从文本到读者——兼论语言学转向与历史转向的内在逻辑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探讨叙事述行性提供了理论基础。文本话语的述行性为故事规则和话语规则所制约,局限于文本之内,而读者阅读的述行性则发生在文本之外,从而走向了历史。但读者阅读的述行性仍然以文本话语为基础,因此,叙事转向并没有离开语言。叙事转向与20世纪批评理论的整体转向具有一致性,从"语言学转向"到"历史转向"实质上是语言研究内部的焦点转移。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雅各布森的言语交流理论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都说明了20世纪理论转向的内在逻辑。

述行的魔法,抑或主体的诅咒——阿甘本《语言的圣礼》的拓展性诠释

在《语言的圣礼》中,阿甘本结合誓言的考古学线索,最终回到述行式这个当代语言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结合从奥斯汀到塞尔一脉对述行问题的相关讨论来考察《语言的圣礼》,不仅可以充分揭示阿甘本文本中所潜藏着的问题环节和论证思路,更能敞开出新的思索可能。而经由保罗·德曼对尼采文本的解构式分析,述行式本原处的诅咒之力以及由此衍生的主体的自我设定问题,皆足以成为对阿甘本的论证的重要补充乃至引申。

保罗·德曼文学修辞观中的述行之维

保罗·德曼的文学修辞理论中既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有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所有话语(包括说话、写作甚至思考)都是述行,都是以言行事,但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修辞特性,话语又不可能是预期的言语行为。文学话语正是由于它对表述和述行、语法与修辞等双重特性的彰显而成为所有话语的典范。

述行与文学:从伊瑟尔和费舍尔-李希特谈起

当代西方文论中,"述行"一词成为理解现当代文学艺术转向的理论关键词。少数国内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和耶鲁学派的述行与解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学者对述行研究的巨大贡献和推动却鲜有人关注。本文尝试从"述行"一词出发,重新解读伊瑟尔的代表作品,结合德国当代述行研究专家费舍尔-李希特的"身体述行"视角,重点探讨述行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文学文本到底有何述行特质?阅读行为为何也是一种述行行为?文学审美体验的述行性何在?最后,在认识与经验遭受质疑的今天,"述行转向"能否给我们带来新的方向?

蔡邕《述行赋》写作时间考论

李云之死是考证《述行赋》创作时段的最重要的参照物。依据《后汉书》记载及对当时朝廷所任命的其他官职考察，李云之死应以袁宏《后汉纪》所载延熹二年为准。《述行赋》为汉代纪行赋中的名篇，而纪行赋的时效性强，写作时间与行旅同步或略微延迟。另外，单超在延熹三年正月去世，而《述行赋》中对此未提及，其写作时间当在此之前。综合考察，《述行赋》的时间定在延熹二年九月到十一月之间为宜。

试析蔡邕《述行赋》的霖雨意象

《述行赋》是汉代纪行赋中的名篇,也是东汉后期征行遇雨题材作品的典范之作。蔡邕《述行赋》中的霖雨意象既有作者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又和世道沧桑、国家命运相贯通,而且在作品层次结构中发挥了独到作用。出行而中途遇雨事象,随着历史的推移,它在文学作品中的承载变得愈来愈重。

汉代儒学的述行策略及其流变面向——兼论“罢黜百家”与百家“曲胜”

诸般史迹营构了汉代儒学复兴之象,但学界存有儒学"胜利""堕落"两说,揭示了汉代儒学流变的两个面向。悖论现象背后,实系汉人崇术轻学、子学杂家化等思潮之流衍。回溯历史线索,汉代术进学退、儒学杂家化及附势行术等新的述行思维可得明晰。而所谓"罢黜百家",儒术并未独胜,相反成就了百家学说之"曲胜"。

述行与颠倒:在奥斯丁的语言之路上

本文分析介绍了20世纪索绪尔语言学之外的另一语言学思潮,即奥斯丁的述行语言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一条以奥斯丁的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言路。通过对处在这条语言之路上的几位批评家的分析与比较,本文试图揭示语言对于现代性的诸多话语的塑造和生成,并重新描绘人文领域里的知识状况和人类自身的历史性存在。

叙事与诠释:古代汉藏灾异的述行策略研究

古代汉藏历史资料中都存在对自然灾异的朴素记忆、记录以及行为实践上的述行,构建出了灾异叙事、灾异诠释、灾异应对处置的述行策略体系。汉藏灾异叙事通过神话叙事来再现发生在历史特定时空中的灾异事件。汉藏灾异诠释依据差异化的认知,构建起以人之秩序对时空自然秩序所进行的实践经验性以及思想想象性交织的诠释创制秩序。以人化运动嵌入灾异时间的生命秩序、空间的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各自“灾异”诠释的知识性生产,对汉藏社会进行秩序修正与再造,生产出了具有闭环意识的神圣场域、政治场域、社会场域为一体的灾异运行机制和深层次的灾异哲学思想,成为在古代汉藏天人秩序、生命秩序、伦理秩序中进行辩证视野关照、防灾治灾调控以及文化心理调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述行到偏离:朱迪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

朱迪斯·巴特勒2000年出版的《安提戈涅的述求》以"述行"为关键词重读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回答了在后解放时代主体能动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在阐释中,巴特勒一方面激进地从本质主义主体立场撤退,坚持主体是述行生成的社会建构;另一方面在述行所要求的话语迭代中发现主体获得能动性制造偏离的可能。巴特勒将看似静态的象征界解构为易于遭受颠覆性重复与再意指的界域,在话语述行所产生的差异与缝隙间描绘了安提戈涅主体能动性的获得。对主体和权力的双向解构是巴特勒述行理论的灵魂,也正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述求》的意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