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基础规范与制度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新兴制度,其制度构建侧重于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的处理,而对于被追诉人撤回权的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出现了法律层面的漏洞。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认罪认罚的现象事实上客观存在且并不罕见,故有必要将撤回权的理论研究将从宏观上的框架搭建阶段转向精细化作业阶段,以适应实践中的需求。通过在规范层面完善认罪认罚撤回权行使的时间阶段、正当理由以及法律后果有助于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贯彻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防止冤假错案等制度风险以及体现辩控双方协商的契约性,从而实现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与追求诉讼效率之间的平衡。

刑事诉讼被追诉人权利制度建设

人权是每个人作为一个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国家对人权保障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虽然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刑事诉讼被追诉人的人权被侵害的现象仍然存在。刑事诉讼兼具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双重使命,要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看到公平与正义。本文结合我国对刑事诉讼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探究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在立法领域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及沉默权,在司法领域加强对侵害被追诉人权利的监督,在意识形态领域提高全社会重视保护被追诉人人权的意识等建议。由此,希望能为刑事诉讼被追诉人人权保障建设提供一份力量。

论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自主性阅卷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阅卷权进行了强化,却忽略了被追诉人本人的阅卷权。虽其可能导致冲击控方证据体系、危及第三人权益以及浪费司法资源等风险,却无疑具有正当性。"核实有关证据"的规定在间接赋予被追诉人本人查阅、获悉控方证据材料机会的同时,凸显了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这一制度空白。论文分析了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弱势处境,结合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现状,在借鉴德国被追诉人阅卷制度的基础上,尝试对我国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自主性阅卷权制度进行了合理构建。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刑事被追诉人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以宪法隐私权为根基,属于公法权利的范畴,涉及公民人身隐私、空间隐私、信息隐私几方面的利益。不同刑事诉讼模式下隐私权保护呈现不同特点。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保护为刑事诉讼中隐私权保护的主体内容,具体包括讯问、搜查、扣押、人身检查、技术侦查等强制措施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及备存资讯保存、管理中的隐私权保护。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保护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合目的性解释原则,实质性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国家赔偿构成隐私权保护的具体途径。处于信息时代和反恐政策下的刑事诉讼隐私权保护正面临新的挑战。

认罪认罚案件被追诉人反悔问题研究

具结书在性质上属于公法意义上的司法契约,其特性影响着被追诉人反悔的权利及后果.基于契约不得随意违反原则、节约司法成本及认罪认罚案件对事实基础的高要求,被追诉人一般不应享有反悔权.如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属非自愿、非明知,控方先违背具结书约定,法官认定的罪名或量刑超出具结书范围,或者认罪认罚确有可能导致错案,则被追诉人应享有反悔权.被追诉人反悔后,对因认罪认罚获得的口供及其它证据可以使用,除非真实性存在问题,但针对公权力原因引发的反悔,量刑应适度从宽.对反悔行为在量刑时可以进行不利评价.被追诉人反悔后,办案人员不必更换.

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研究

证据知悉权是被追诉人及其家属知情权的核心内容。我国刑事诉讼中阅卷制度的权利主体是辩护律师,学界对辩护律师阅卷权问题给予了较多研究,而对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问题则关注不够。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无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证据知悉权的实现问题。二是有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问题,即辩护律师能否将阅卷取得的证据材料披露给被追诉人。三是被追诉人家属的证据知悉权问题,即律师能否将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向被追诉人家属披露。这三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争议性,实有从法理上予以探讨的必要。应当在证据知悉权与相关权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制定解决问题的若干规则。

刑事庭审话语与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

刑事被诉人的诉讼权利是人权保障的主体和核心。而诉讼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要以语言为媒介。因此,对刑事庭审话语的研究是揭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现状和问题的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和研究视角。以刑事庭审的详实的语料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刑事庭审中存在的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特别是诉讼权利保障的问题,并结合这些语料,对我国的刑事庭审改革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见解。

论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发展趋势

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是刑事司法体系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为科学地构建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的司法体系,必须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对刑事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样态进行分析考察的基础上,刑事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呈以下发展趋势:在哲学基础上,由以权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权利的外延上,程序权利跃居优先保障;在权利与内涵上,开放性与扩张性并重;在权利的保障方式上,司法与立法并重;在保护范围上,由国内保护向国际保护延伸;在权利保障的法律位阶上,宪法与法律并重保障。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被追诉人财产权的保护

强化对被追诉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是当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实践的应然内容。当下的刑诉法修正案虽然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与技术规范层面对此展开初步调整,但其价值取向的明确度及对现实需求的回应度尚显不足。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应综合考量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司法经验,进一步观照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利,建构更契合人权保障要求的程序性保障机制。

论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宪法保障

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刑事法理念的倡导下,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用权利制约权力是平衡控辩双方地位,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而将普通的被追诉人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运用宪法来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之人权,则为当今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所普遍践行。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提升权利之位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宪法救济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之宪法保障。

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中的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

在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机制中,对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的规定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涉及到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背景与意义——刑事被追诉人知情权的提出

刑事被追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情权(或称知悉权)是伴随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而提出来的。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在诉讼构造的设计方面,追求由控辩审三方组成的三角结构,努力追求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这同时也是程序正义的要求。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被追诉人知情权的规定距国际标准和通行做法尚存不足,需要强化并改进,并在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防御权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不仅是刑事诉讼问题,同时也是宪政问题。因此,提出并在法律上确保该项权利的实现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公权力限制的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及其制度建构

刑事被追诉人在诉讼三角关系中是权利均衡行使的重要因素,保护其合法权利,可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美国立法对限制公权力,保护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具有优秀经验,不仅将其规定于刑事法律中,更上升至宪法高度。我国法治建设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虽作出系列改革,但仍存在如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均以保障社会安全、惩治犯罪为目的等问题,公权力具有扩张可能。因此,文章认为借鉴美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尤其是在隐私权、禁止残酷刑、尊重人格与迅速审判权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此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司法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的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给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带来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对被追诉人的刑事追诉活动时间提前、追诉强度增加、控辩力量失衡和被追诉人参与失效等几个方面。按照权利与权力平衡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从限权和增权两个角度协调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关系。从限权的视角出发,应以比例原则限制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强化刑事诉讼的等边三角形结构,并对作为人工智能基本要素的数据和算法进行适度公开。从增权的角度出发,应赋予并保障被追诉人知情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和获得专业帮助的权利,从而使其有足够能力应对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

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护

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护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护还存在一些缺陷。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迫切要求刑事诉讼法在再修改时完善相关规定,确保被追诉人的私有财产不受非法侵犯。

技术侦查中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研究

技术侦查中国家权力的运用可能与被追诉人隐私权产生尖锐冲突。由于隐私权在规范和事实上都已经上升为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如何在技术侦查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人隐私权给予适当保护,就成为法治国家技术侦查制度设计应注意的问题之一。为此,现代法治国家以程序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监督原则及权利救济原则为核心建构起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基本框架。我国现行技术侦查制度不论是宏观基本框架还是微观具体程序都难以有效保障被追诉人隐私权。所以,必须通过观念转变和制度改革予以完善。

人工智能体刑事诉讼被追诉人地位审思

赋予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地位是为了解决人工智能体侵权及犯罪中的责任真空问题,旨在维护人类而非人工智能体的权益。假定人工智能体能够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则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仍然值得思考。在刑事诉讼中,构建被追诉人相关制度是为了充分保障被追诉人正当权利,以实现控辩平等、司法公正和刑罚正义,但这对于人工智能体并无实质意义。同时,由于人工智能体的思维可被解析,加之其物理上的机器属性,导致供述自愿性保障、辩护、救济和强制措施等制度对其而言均无实际意义。因此,不必赋予人工智能体被追诉人地位。对于人工智能体犯罪,可以依照侦诉审一体化的极简版诉讼模式快速处理。以合目的论指引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地位研究,而不陷入纯粹理念与意识形态之争,方为学术正道。

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主体间性向度

从法哲学的角度分析,主体间性是权利产生和保障的基础,被追诉人的权利问题归根结底是主体间性缺失问题。程序主体性理论一直致力于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但单一主体的立场使它陷入理论困境,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要从根本上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就要以程序主体间性理论超越程序主体性理论,塑造主体间性的诉讼文化。这不仅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而且要借鉴西方主体间性理论资源,并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制度设计中去。

论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

被追诉人面对讯问时可能会保持沉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国理论界普遍存在着过于简单化地理解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基本理论而一概否定被追诉人沉默证据能力的观点。被追诉人沉默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认为存在排除被追诉人沉默证据能力的正当理由之观点值得商榷。西方法治国家对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并非一概持否定态度,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认可其证据能力。对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之规定,各国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也有相通之处。在《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背景下,我国有必要建立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规则,明确被追诉人沉默可以有条件地作为定罪的间接证据和证明其主观态度的量刑证据使用。

论我国被追诉人宪法权利的保障

在刑事司法领域中,被追诉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之中,仅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部门法予以规定和保护,是不足以使其具备防范国家司法权力不当侵害的能力。我国只有将被追诉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最高位阶的人权保护,并建立相应的侵权救济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被追诉人真正享有诉讼权利,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才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