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诉时效中断及延长问题初探

时效制度最早产生于罗马帝国时期,见于当时的《儒里亚法》的规定。后来各国立法争相效仿,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实行的时效制度。根据时效之规定,追诉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必须在法定的有效期间内行使其追诉权和行刑权,如果在法定有效期间没有行使,那么这些权力就因为超过时效而丧失。由此可见。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追诉时效中断的理解与适用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涉黑组织成员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时间决定了该宗犯罪是否产生追诉时效中断的后果。涉黑组织成员实施的个人犯罪因在追诉期限内又实施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产生追诉时效中断。涉黑组织成员在组织存续期间实施的具体犯罪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处于继续状态而产生追诉时效中断。如果涉黑组织成员在涉黑组织实际成立之后实施的具体犯罪在1997年刑法修订生效时已超过追诉期限,则不会产生追诉时效的中断。在追诉时效中断的情况下,具体个罪的追诉期限应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追诉时效困境及其破解

在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观念偏差、对刑法规范的误读、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立法漏洞、该类案件自身特点等因素共同导致面临追诉时效困境。应加强法治宣传与纠偏,通过严格司法减少积案;收买者教唆他人拐卖妇女、儿童后卖给自己的,既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也与拐卖者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应数罪并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是对亲情关系的破坏,是对亲属合法权益的侵害,被收买者的亲属亦是被害人;行为人实施收买行为后,又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的,前罪追诉期限应该从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终了后开始重新计算;在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延续期内,收买行为的追诉时效当然不结束;基于社会稳定、子女抚养、个人意愿等因素,在“打拐”过程中应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变化。

探寻追诉时效的终点

我国刑法中对追诉时效的起算点有明确的规定,但对追诉时效的终点没有明文规定。追诉时效的终点究竟在哪里,理论和实践中均有不同的观点。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践,在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建议在完善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同时,引进追诉时效中断制度。

追诉时效如何适用于“白银案”

分析追诉时效,需要类型化思维,坚持逻辑一致性,从现行规范中抽象出适用规则,按步骤推理出结论。关于追诉时效终点的确定,“二分法说”的解释力强于“立案时说”“强制措施时说”“起诉时说”“审判时说”“追诉时效期限届满时说”“到案时说”。“白银案”涉及犯罪11次、罪名4个,作案跨度14年,真凶逃避了28年,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典型性。高某勇的犯罪均未超过追诉时效,可以直接追诉,不符合报请核准追诉的条件。

论追诉时效的停止制度

刑法中的时效分为追诉时效和行刑时效。其中追诉时效为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所规定。由于各国立法技术与环境不同 ,对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差异较大。本文在比较有关国家刑法关于时效停止制度 (广义 )的基础上 ,较详细地研究了追诉时效停止制度 (广义 ) ,包括追诉时效的中止制度。

刑法典第89条第2款“又犯罪”之检讨与修改

我国刑法典第89条第2款将追诉时效中断的事由规定为"又犯罪",对于此项立法模式,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关注较少,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通过"又犯罪"这一时效中断事由的剖析和检讨发现,"又犯罪"作为追诉时效中断事由,折射出理论上的误区和立法中的悖论,不可避免地遭遇实践困窘。将"又犯罪"修改为"又犯同种罪",方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