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情节影响追诉期限之问题与调适——法定限制肯定说的提倡

当犯罪人具有可以变更法定量刑幅度的量刑情节时,法定最高刑的可能改变是否可以影响追诉期限的计算,素来是中国学理和实务中有争议的问题。持否定说立场之通说,会得出合理性和合法性均存疑的结论;既有的各种肯定说方案,又会不当扩大或者限缩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应当提倡“法定限制肯定说”,即基于实质解释论立场,对《刑法》第61条进行扩大解释。解释结论为,只有幅度变更必然情节才能影响追诉期限,幅度变更或然情节则不应影响追诉期限。此说既能合理地确立量刑情节对追诉期限的影响,又能实现对司法裁量权的有效制约。

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终点研究

追诉时效是刑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刑法只规定了追诉期限的起点,而没有规定追诉期限的终点,由此造成理论上的困惑并形成诸多学说。我国追诉时效是以公诉案件为基础构建的,追诉期限实质是公诉案件的追诉期限。"起诉时说"符合"追诉"的刑法含义和刑事立法价值,追诉期限终点应提倡"起诉时说"。"起诉时说"认为提起公诉之日是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的终点,这是依据1997年《刑法》第87条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刑法》第87条是关于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的一般规定,而第88条是关于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的例外规定,只有如此才能对第87条和第88条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起诉时说"更好地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兼顾。此外"起诉时说"还能比较好地解决刑事司法中的难题:"因事立案"的情况应受追诉时效的限制,追诉期限可以起到侦查期限的作用。

儿童性犯罪行为追诉期限废除论

美国有大量的儿童曾遭受性侵,但一些州针对儿童的性犯罪仍适用追诉期限制度。从实证研究的层面考虑,将受害者的伤害限定在一定时间内在心理学上是不合理的,童年性侵的影响往往跨越一生,伸张正义的机会也应当持续同样长的时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仅延长追诉期限与给予受害者民事救济都无法有效打击针对儿童的性犯罪,这使得恋童癖者就隐藏在我们身边持续地实施犯罪。如果废除性侵儿童犯罪的追诉期限,充足的程序保障措施足以使被告人免受不公正待遇。恋童癖者永远不会消除,废除追诉期限才是以识别罪犯的方式打击性侵儿童犯罪的唯一途径。

本案是否超过追诉期限

犯罪嫌疑人王某伙同李某、刘某、洪某，于1993年4月11日至4月13日凌晨，在泰州市高港区刁铺镇、口岸镇等地，采用翻墙等手段，盗窃作案6起，窃得人民币650元，放像机2台、金戒指1枚、自行车2辆等物，合计价值人民币6710元。案发后，公安机关于1993年4月14日对该案立案，1995年1月李某、洪某、刘某被抓获归案并因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年、二年，王某一直潜逃在外，直至2001年10月17日被抓获，同年10月27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于11月25日被逮捕。

论不受追诉期限限制语境下的“立案侦查”

《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中的“立案侦查”应理解为既发现犯罪事实,又明确具体犯罪嫌疑人而对其进行立案侦查,即“对人立案”,这是在对法律条文进行逻辑判断的基础上,基于不受追诉期限限制制度的立法精神作出的价值选择。“对人立案”的实质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定化,是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犯罪关联性的确信。立足个案正义所提出的质疑无从推翻“对人立案”原则,在理解“立案侦查”时应秉持整体观念,仍旧坚持“对人立案”立场。

城建档案处罚的追诉期限问题

2000年1月30日开始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7条规定: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应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第59条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刑法关于追诉期限的规定

第87条 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避过了追诉期限也脱不掉刑事责任

问:我曾勒索了黄某5000元钱,事后黄某报了案。公安机关正在以涉嫌敲诈勒索对我立案侦查,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朋友说可以到外避避风,并说按照法律规定,犯罪经过一定的年限后,就不会再被定罪判刑。请问,这是真的吗?答:你朋友的说法是片面的,这涉及追诉时效问题。所谓追诉时效。

关于因案件超过追诉期限问题不予提起公诉案件的分析

近期,我市检察机关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中,发现多起因立而不侦超过追诉期限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为查明原因、解决问题,结合本次法律监督专项评查工作,我们对2018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的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进行梳理,查找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思考后提出了一些对策。

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一般业务员的追诉期限计算

追诉期限是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期限,是“对人”的单独评价。在共同犯罪场合,对共犯人追诉期限的判断,应当针对各共犯具体情况进行分别评价,而不能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连带评价。在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一般业务员仅对自己任职期间实际参与吸收的全部金额承担刑事责任,延续这一认定思路,应当对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一般业务员的追诉期限进行单独评价,以其犯罪事实对应的法定刑档确定追诉期限,从其不再参与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事实之日起计算其追诉期限。在适用追诉期限延长规定时,要具体、实质判断各共犯人是否符合追诉期限延长条件,各共犯的追诉期限延长不影响其他共犯追诉期限认定。

不受追诉期限限制条款的适用

【裁判要旨】对于1997年刑法施行前的犯罪行为,至1997年刑法施行时尚在追诉时效期限内的,是否可以排除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得适用1997年刑法第八十八条进行判断;对于1997年刑法施行前的犯罪行为,至1997年刑法施行时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是否可以排除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得适用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条进行判断。

论追诉时效的几个问题

追诉时效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旨是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时期不再追诉。但因刑法中规定了追诉时效延长的例外,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多年前所犯罪行往往被作为黑恶势力犯罪一并予以追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追诉时效制度特别是刑法关于延长追诉期限的规定,正确理解追诉时效制度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发挥追诉时效制度的作用。本文在论证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辨析了追诉的基本含义,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延长追诉期限的各种例外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

追诉期限终点的法教义学解释

关于追诉期限的终点问题,目前刑法学界有"立案时说""起诉时说""审判时说"和"结果时说","结果时说"具有合理性。从文理解释的角度,"追诉"应当被解释为"追究刑事责任",而追诉期限应当终止于追诉过程的终点而不是起点或者是中间。"结果时说"反映了追诉权本身正常运行的要求,"结果时说"的正当性可以从追诉时效的本质和根据的角度得到阐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疑问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也是"结果时说"的重要支撑。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对《刑法》第88条第1款的反向解释是"结果时说"的立论前提,对《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解释是"结果时说"的规范确认。对《刑法》第88条第1款的反向解释确定了追诉期限终点的时间区间——"审判时",而对《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项的系统解释则确定了追诉时效终点的时间点——"审判终结时"。《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的"终止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尚未终结的一审或二审,而"宣告无罪"则应当是指已经审理终结但尚未判决的一审或者二审。既然二审终结前法院仍然可以因超过追诉期限而判决被告人无罪,这就意味着二审终结前追诉时效继续进行,没有终止,因此二审终结时才是追诉期限在逻辑上的最终截止点。

追诉期限终点再认识——基于法解释学的梳理

追诉期限的终点如何确定是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强制时说"与刑法文义解释的基本要求不符,因而早已被摒弃;"立案时说"虽然见诸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范性文件,并且系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学说,但是其因系对追诉期限所做的不利于被告的限制解释以及对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所做的不利于被告的扩大解释而有违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因而难以经受合理性诘问;"审判时说"虽然接近对追诉期限文义的正解,但是以"审判时"这一模糊术语作为追诉期限的终点不具有特定性和唯一性,易引发新的纷争,并且,其将1997年《刑法》第88条规定的反对解释引作支撑其文义解释的理据,是基于对该条规定的严重误读,因而反使其系统解释与文义解释不相吻合,难以令人信服;"结果时说"完全符合追诉期限之本义,契合文义解释的基本要求,并且可以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得到系统解释的有力支撑,尤其是相对而言,其是一种最有利于被告的解释,因此,其应当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遵循的通说。

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实践思考

原南京医学院学生林某被害案引发了大家对重大刑事犯罪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思考。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带来法律适用疑难复杂的情形,通常聚焦于怎么适用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相关规定。通过对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的反复比较研究,两种规定实践差异巨大。从有利于打击重大刑事犯罪的角度看,应当从证据完善、增强程序意识、适时激活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制度等方面,加大对超过追诉期限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

论量刑幅度缩短对追诉期限的影响

量刑幅度缩短能否引起追诉期限变化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争议。刑法溯及力中的“刑法”应当理解为广义刑法和具体规范,由此可以确认司法解释、刑法典及刑法修正案之间存在溯及力问题,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当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追诉期限跟随法定刑变更的根据一方面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刑法》第87条进行当然解释的结论。司法实践中,对于因量刑幅度缩短而引起的追诉期限变更的案件,在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上应当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在具体的判断规则上应当先进行刑法溯及力判断再进行追诉时效判断。对于因新旧刑法规定不同引起的追诉期限变更案件,应当同时关注定罪量刑规范与追诉时效规范溯及力的判断;对于因司法解释变化引起的追诉期限变更案件,应当重点关注同一法律内部定罪量刑规范溯及力的判断。

刑事案件在立案侦查后不应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犯罪追诉期限从犯罪成立之日即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之日起计算，对此一般没有问题。关于刑事案件在立案侦查或者受理后，犯罪追诉时效的计算问题，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法律规定明确，

追诉期限停止计算的适用规则

我国追诉时效制度中的追诉期限停止计算时点应为"立案之日",非因被追诉人逃避侦查或审判的原因导致诉讼活动中断时,追诉期限恢复计算。立案时追诉期限停止计算与刑法第88条第1款之间可以理解为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的关系,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规定是追诉活动中断后追诉期限继续计算的例外规定,二者不存在冲突。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追诉时效困境及其破解

在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观念偏差、对刑法规范的误读、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立法漏洞、该类案件自身特点等因素共同导致面临追诉时效困境。应加强法治宣传与纠偏,通过严格司法减少积案;收买者教唆他人拐卖妇女、儿童后卖给自己的,既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也与拐卖者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应数罪并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是对亲情关系的破坏,是对亲属合法权益的侵害,被收买者的亲属亦是被害人;行为人实施收买行为后,又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的,前罪追诉期限应该从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终了后开始重新计算;在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延续期内,收买行为的追诉时效当然不结束;基于社会稳定、子女抚养、个人意愿等因素,在“打拐”过程中应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