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党纪终身追责之法理思考与制度完善

《纪律处分条例》不限制违纪行为的追责期限。与国法时效两相比照,“党内不设置追责时效”的法理逻辑在于:党纪追责源于对党员政治身份的规范,而国法追诉是对一般社会成员行为的普遍约束;终身追责符合党内“义务优位”的制度安排,而时效与国法“以权利为本位”相契合;党纪追责权不存在消灭可能,而时效设定国家权力会随时间经过而消灭;终身追责终极目的在于保障党长期执政,而国法时效侧重“维持既存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继续坚持终身追责的同时,还应从以制度完善促进追责规范、以资源集中紧盯追责重点、以证据优化实现追责精准、以纪法贯通促进追责高效等四个方面协同作用以消除追责乱象。

破坏生态环境当心违法被追责

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制定了多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并在刑法中设立了多个破坏生态环境的罪名。在此,提醒农民朋友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切勿破坏生态环境,否则可能既被判刑还要承担赔偿责任。非法占地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刘某承包有20亩基本农田,自2022年1月起,为了搞养殖,刘某在农田上挖池塘、盖鸭棚和硬化路面。

船舶肇事中船员刑事追责的问题研究

IMO曾对海上事故进行统计,数据结果表明:在水上发生的各种类型的事件(事故)中,由人为因素所导致的事故比重高达80%。究其原因,事故绝大部分都会归咎于船员在值班期间,履职行为不当从而做出了错误的操作。然而,我国至今为止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海事刑事法律体系。在海上交通事故船员刑事追责中疏于考虑海上特殊性,与陆地交通事故共用一套法律标准的争议一直被学者们和司法实务界广泛讨论。因此,本文基于这一现状对船舶肇事中船员的刑事追责问题进行研究,对海上交通事故船员刑事追责的现状进行反思。

日本破产金融机构索赔追责机制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出现大量银行机构倒闭情况。为妥善处置破产金融机构,日本政府赋予日本存款保险公司(DICJ)较大自主权力,确保破产机构及时有序退出,且在破产处置过程中,DICJ以破产管理方和处置方的双重身份开展的大量诉讼索赔追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2021年我国包商银行已通过司法破产程序完成清算,对相关利益方进行索赔并对管理层进行责任追究也持续开展,因此可借鉴日本索赔追责机制经验,建立完善索赔追责机制。

罪错未成年人之监护人追责问题研究

对于罪错未成年人,无论是从法理方面还是从生活常识方面来说,其监护人都是难辞其咎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应该如何追究监护人的责任,不仅立法上存在语言表达笼统含糊、有职责要求而无失职后处罚方式的具体细则规定等疏漏,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配套措施不完善、该作为而不作为之类的问题。应当在明确监护职责、细化责任要求、建构完整的追责体系,以及强化追责主体的责任感、提高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作出努力。

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模式的追责机制研究

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因数字技术与行政权力的融合与运用产生了新型的算法侵害和数据安全风险,而由于数字政府治理模式中多元主体并存、公私利益对立、数字技术障碍难以准确定位责任主体,存在“数字避责”现象以及事后追责成效式微的追责困境。为进一步发挥追责机制的作用,应当以权责统一原则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为理论基础,明确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正确划分政府和企业的内外部责任;明确数字政府建设中政企合作模式的追责机制,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

高校实验室安全追责问责制度制定与实践

实验室安全是高校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建立实验室安全追责问责制度势在必行。该文介绍了某高校的探索与实践,包括完善实验室安全追责问责制度、划定四类责任主体、规定责任追究的对象和方式、分类追责隐患和事故的责任行为、制定适用于高校情境的事故严重程度分级标准等,这些工作在实践中强化了管理体系、形成了规律性认知,为其他高校推广强化实验室安全追责问责工作提供了范例。

新时代腐败治理的制度创新论略:以终身追责制为分析对象

终身追责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实践中对遏制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亟须进一步讨论。终身追责制从时空维度深化零容忍反腐败,利用终身追责的统一性消除系统环境的异质性,解决群众监督时效性和监督双方地位不对等的问题,体现了通过长效化监督机制遏制权力易腐性、约束人性弱点和回应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在制度优化路径中,通过完善终身追责的程序设置,强化终身追责的政府公信力,持续推进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建设等途径,提升终身追责的制度效能,为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保障。

刑法加大行贿罪 追责力度的反腐意义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了以反腐为议题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其中的最大亮点,乃是对行贿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诸如明确从重处罚的行贿情形、调整单位行贿墨刑罚档次等修法方案,无不传递出加大行贿畢迫责力度的强烈信号,对于破解反腐实践中的瓶颈难题,意义深远。

刑法加大行贿罪追责力度的反腐意义

7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初次审议了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草案对行贿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诸如明确从重处罚的行贿情形、调整单位行贿罪刑罚档次等修法方案,无不传递出加大行贿罪追责力度的强烈信号,对于破解反腐实践中的瓶颈难题,意义深远。

论问责追责

遍览古今中西列国,莫不以问责追责为治国之利器。然则,器虽利,若不得其要,则或无用,或添乱,甚而祸国殃民。问责追责之要,本质上就是人们所形成的关于问责追责的理性。因此,只有实现问责追责的理性化,才能用好问责追责这件利器。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不仅十分重视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而且十余次对这项制度的构建和运用提出要求。反观现实,当前既存在有责不究的问题,也存在过度追责问责。

在线/离线的可追责属性加密方案

作为一种公钥加密,属性加密能够实现细粒度的访问控制.然而,由于在密文策略属性加密中多个用户可能会拥有相同的解密权限,所以抓获那些出售自己私钥的用户是困难的.其次,在密文策略的属性加密中,加密一个消息所要用到的指数运算是随着访问策略复杂性的增长而增长的,由此带来的计算开销对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加密的用户造成了重大挑战.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在线/离线可追责属性加密的安全模型,然后在素数阶双线性群下构造了一个在线/离线的可追责密文策略属性加密方案,并在标准模型下证明了方案是选择性安全的.当一个恶意用户泄露的自己私钥给别人时,该方案能够通过一个追责算法将其抓获.效率分析表明该方案加密的主要开销是在离线阶段,更适用于移动设备进行加密.此外,所提方案支持大属性域,在实际应用中更加灵活.

SA-IBE:一种安全可追责的基于身份加密方案

基于身份加密(Identity-Based Encryption,IBE)方案中,用户公钥直接由用户身份得到,可以避免公钥基础设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系统的证书管理负担。但IBE存在密钥托管问题,即私钥生成器(PrivateKey Generator,PKG)能够解密用户密文或泄漏用户私钥,而现有解决方案一般需要安全信道传输私钥,且存在用户身份认证开销大或不能彻底解决密钥托管问题的缺陷。该文提出一种安全可追责的基于身份加密方案,即SA-IBE方案,用户原私钥由PKG颁发,然后由多个密钥隐私机构并行地加固私钥隐私,使得各机构无法获取用户私钥,也不能单独解密用户密文;设计了高效可追责的单点PKG认证方案;并采用遮蔽技术取消了传输私钥的安全信道。文中基于标准的Diffie-Hellman假设证明了SA-IBE方案的安全性、解决密钥托管问题的有效性以及身份认证的可追责性。

论国家赔偿中的行政追责追偿

国家赔偿中设置的行政追责追偿制度基于多种原因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导致这一制度设计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行政追责追偿制度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价值灵魂——突出惩戒功能,这在理论方面与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础相一致,在实践方面还有利于克服定责难题,更符合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在突出惩戒功能的追责追偿制度下,追偿只是追责的一种手段,具有追责优先、广泛追责等特点。基于这些判断,笔者就完善国家赔偿中的行政追责追偿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突发危机事件中谣言追责的理性问题--基于区块链技术支撑的讨论

谣言作为突发危机事件形影难离的舆情伴生现象,完全杜绝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有些谣言本身可能发挥着政府力量之外的警示作用。对于谣言的查处力度亦成为社会舆论在关注危机事件处置之外而独立关注的一个问题。基于区块链平台并引入智能学习技术,相对于传统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对谣言的处理可以更合理且差分化。对于内容程式化的谣言扩散,消极后果并不明显,的,可以只采取技术阻隔的治理措施;而对于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谣言行为,依据区块链所记录的相关信息运行痕迹,结合相关主体各司其职过程中存在的过错程度,充分考虑谣言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_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可以相对细化地区分情况,理性地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论司法赔偿的追责制度

近年来,我国陆续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然而司法赔偿后的追责却鲜有见到,究其原因,主要有责任主体、司法赔偿归责原理和追责程序三个方面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德国和法国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研究后,提出了一些司法赔偿立法建议。

土壤污染要依法终身追责

终身追责制度具有源远的法理依据,而这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土壤污染领域中的构建也具有较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律意义上的终身责任,并非单纯的指党内或者行政领域内的追责,而应当包括终身民事责任、终身行政责任以及终身刑事责任,而终身责任制度的主体也不应当单纯的是领导干部或者党政机关,而应当包括对环境负有管理、保护义务的全部主体。

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中违约追责和行政处罚机制的协调完善

我国医疗保障基金监管需要协调使用协议管理和行政监管两种手段,其核心内容在于对违约追责机制和行政处罚机制的协调使用。确定医保服务协议为行政协议及科学合理地设定其违约责任能够进一步优化协议管理制度,特别是有助于经办机构迅速挽回基金损失和维护全体参保人利益。在协议违约追责和行政处罚机制的协调使用中,应将协议违约追责机制放在优先地位;只有违约追责机制无法产生足够的震慑时,才应采用进一步的行政处罚机制。补偿性违约金可以和行政罚款同时使用,但惩罚性违约金不应和行政罚款同时使用。经办机构不应自行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应由医保行政部门通过听证、法制审核等程序进行审查并最终决定是否责令解除协议。

清代错案追责制度运行中的困境及原因探析

为了避免错案的出现,清廷建立了以"连带责任"与"结果归责"为主要方式的错案追责制度,但该制度在运行中却遭遇困境,地方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予以抵制和规避。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实际上是基于制度设计与既定目标相悖,面对无法完成的目标和强大的处罚压力,官员不得不作出规避性应对,使制度运作未能实现目标。

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理性追责问题

危机事件中脱离真相或事实的网络谣言因为强烈归因心理支配而难以避免,该类谣言区别于其他类型谣言,其承载着特殊价值,即它是基于公众利益诉求的知情权的直接反映。基于合理、合法利益的诉求或保护而产生的知情权,应该属于宪法性权利,在法益衡量中理应处优先地位。危机事件中的谣言应以行政处罚为主,且充分考量官方渠道信息公开是否及时、透明的因素,谣言处罚应以信息封锁行为的处罚为要件。对于确由保守秘密的实际工作需要而不公开信息,政府应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拒绝告知的合理性。对谣言的刑事惩治只宜作为谣言治理的补充手段,刑事责任的追究应该设置苛刻条件,谣言后果足以明显威胁危机处置措施的有效性,或者谣言已经演变为典型政治意识形态属性的反国家利益、主权利益舆论,而言论后果性质的判断应依据"多数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