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视域的单位犯罪追责基础与追责程序的完善

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合规理念,在域外实践中常被作为对企业减免刑事责任的事由,美国通过不起诉和缓起诉两种诉讼程序对建立合规计划的企业“网开一面”。这些理念和实践对中国单位犯罪的追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实体法看,传统刑法从个人责任出发认定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做法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决策过程复杂、规模巨大的企业规避风险的需求,极易造成处罚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引入刑事合规理念之后,单位犯罪追责的基础就可以界定为单位本身在管理模式、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缺陷,即单位本身的“人格缺陷”。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必要对中国《刑法》第30、31条单位犯罪的概念和处罚原则进行修改。从程序法看,为充分发挥刑事合规的刑罚激励效用,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置单位犯罪暂缓起诉制度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单位犯罪不起诉和暂缓起诉特别程序,为刑事合规在司法中的适用提供程序法依据。

检察官司法办案追责程序的构建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检察官司法办案的职权逐渐明确,行使职权的独立性也逐步增强,逐步形成了以检察官为中心的办案形式,检察官对案件终身负责。科学设计检察官司法办案追责程序,即在保证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前提下,以强化责任追究为切入点,对检察权的行使实施有效的监督制约。

法官责任追责程序的基本要素

法官责任的追责程序的构建需要基本要素的完备。基本要素可以分为程序启动、裁决方式、权利保障、救济机制四项。我国法官责任追责程序的基本要素存在缺陷:在过去,我国法官责任追责程序在启动方式上属职权启动模式,在裁决方式上属行政决策模式,权利保障极不充分,救济机制严重不足。经过司法改革,上述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在未来,我国法官责任的追责程序应当围绕基本要素进行完善:启动方式上应当实现多元化,在裁决方式上实现诉讼化,同时完善权利保障机制,建构救济机制。在达至理想目标之前,至少应当设置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探讨

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是一重要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就目前而言,我国学界对法律制度如何矫正错误的行政决策、不当的行政决策以及与行政事态有所偏失的行政决策的探讨还是不太系统的。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当针对行政决策失误设立专门的责任形式,使这些责任形式成为一个整治行政决策失误的有机责任整体,包括终止执行、责任人道歉、引咎辞职、适当赔付、纪律处分和刑事追责等责任形式。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除了一小部分由刑事法律规范调整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在行政程序的范畴之中。为此,应建立行政决策的后评估、明确行政决策失误的追责主体、确认行政决策失误动机和责任承担、构建专门化的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程序。

司法改革背景下中国司法责任制度转向——法官司法责任追究的正当化

法官司法责任制度是中国司法改革重要内容之一。法官司法责任制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规范法官司法行为,实现法官司法权科学运行;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法官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司法行为理论构成法官司法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中国法官司法责任制度在指导原则上经历了从单纯威慑到遵循司法规律,在内容上经历了从注重结果到行为与结果并重,在程序上经历了从行政化到司法化的变化过程,在司法改革背景下法官司法责任制度建设朝着正当化方向发展。法官司法责任制度在具体操作程序和配套措施建设方面仍需要细化和完善。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制度的适用与完善--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案引发的思考

党政同责是党中央、国务院在习近平新时代为了应对严峻的生态环境保护形势而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它不仅要求政府要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担责,更强调地方党委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2017年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案适用了党政同责制度,取得了很大治理成效,但是也表现出党政同责的法律地位较低、生态环境保护的权责不对称,以及追责程序存在缺陷等问题。从生态法治层面提出强化党政同责的适用依据、生态环境保护的权责要一致、完善党政同责的追责程序等建议,进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制度的完善。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立法完善研究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之一。针对目前实践中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存在的问题,可通过提高法律位阶、形成主客一体“行为中心主义”的认定标准、构建司法化的追责程序等完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维护法官权利、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