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最新数据,筛选出1 008份灵活就业人员样本,统计灵活就业人员人口特征,评价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满意度,发现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存在劳动收入水平较低、劳动时间较长、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和劳动福利缺乏等问题。在分析法律、政府、企业、灵活就业人员本身原因的基础上,文章提出提高相关法律适用性,健全政府制度保护网,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以及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能力等针对性对策。

“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

“老龄化”“少子化”是我国当前乃至未来一个阶段内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如何把握“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我国居民消费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是当前急需破解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我国微观层面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就“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比较分析了这种影响的城乡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整体上而言,“老龄化”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少子化”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然而,“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呈现出东中西不断减小的趋势性特征。但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则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且“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我国东中西不同地区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会由于居民家庭性质的异质性(城镇或农村)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而言,“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表现为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挤出效应”,且这种“挤出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得更强。

以城乡视角测度与分解多维相对贫困——基于双界限法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双界限法分别对城市和农村地区贫困进行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从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来看,2018年全国受教育年限、慢性病以及自评健康状况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成为除收入外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随着k值增加,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平均剥夺份额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以k=3/9为例,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56.60%,平均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73 0和0.267 7,城市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0.91%,平均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83 2和0.149 4;从指标分解来看,城市多维贫困中贡献率排前三位的为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收入以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7.50%、24.43%、6.65%,农村多维贫困中贡献率排前三位的为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做饭燃料,分别为51.56%、14.41%、11.69%。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多维相对贫困的深度和广度均高于城市家庭,不同维度指标对城乡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各有差异。由此可得,教育的不平等最容易导致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要解决城乡多维贫困的核心问题,应优先解决教育致贫问题。收入依旧是影响城乡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

相貌禀赋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究教育领域中相貌歧视的存在性及其作用机制,对保障青少年平等受教育权,加强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教育公平和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相貌禀赋显著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积极情绪体验、社会性和学校适应性)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美貌奖励”和“丑陋惩罚”现象。异质性分析发现,学业成绩在相貌和积极情绪体验的关系中起到“马太效应”,在相貌和学校适应性的关系中起到“补偿效应”;同时,相貌禀赋影响也在男女群体间存在差异,男生相貌歧视问题不容忽视。由此,正视教育领域中隐蔽的相貌歧视问题,重视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培养,引导家庭或个体树立正确的投资观,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居住安排对中国老年人精神抑郁程度的影响——基于CHARLS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往关于居住安排和老年人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横截面调查数据评估空巢对老年人各心理健康指标的平均影响,而本文则使用CHARLS在2011年和2013年两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在更大程度上考虑了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首先,居住安排确实对老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一方面取决于同住子女的性别,另一方面取决于不同住子女与老人的居住距离。相比之下,与女儿同住对老人的心理健康最有利,远离所有子女居住最不利,而与儿子同住和与子女相邻居住的影响则介于二者之间。其次,同一种居住安排对不同老人的心理健康有不同的影响,与子女同住或相邻居住对无同住配偶的老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心理健康有更大的保护作用。考虑到样本中有迫切照料需求且远离子女居住的老人比例并不高,研究认为,因家庭结构变迁而导致的老人心理健康问题虽然存在,但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增收还是返贫?家庭创业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就家庭创业对我国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我们发现选择家庭创业能够显著地改善家庭收入状况,对农户减贫有积极影响。同时,家庭创业对农户家庭纯收入的正向影响会随家庭纯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家庭创业对收入增加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更加明显。在当前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脱贫人口返贫的背景下,本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与中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研究:基于CHARLS数据库

目的探讨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与中老年人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通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中2011年的全国调查数据,收集年龄≥45岁中老年人的基线信息以及血液检测数据,分析TyG与其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结果本研究共纳入5073名中老年人,平均年龄为58.1岁,平均认知功能评分为16.7分。不同性别、教育水平、社交活动、高血压和脑卒中间的认知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认知评分与BMI、社交活动参与及教育水平呈正相关(P<0.05);而与年龄、高血压、TyG呈负相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TyG升高、高龄及高血压是中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P<0.05),而参加社交活动和较高教育水平是中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保护因素(P<0.05)。通过限制性立方样条图进行非线性关系的拟合,发现当认知功能障碍风险值>1时,TyG临界值为8.6。结论TyG的升高是中老年人认知功能评分下降的独立危险因素,当TyG>8.6时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增加。TyG有望成为预防中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参考指标。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部分县域的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6年和2018年县域层面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促进消费,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抑制消费。通过工具变量以及缩短样本期的方法,证明结论稳健可靠。城乡以及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居民以及经济落后地区居民的促进作用更加强烈。此外,在消费类别异质性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显著促进生存型消费,显著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不利于消费结构优化;在八大类消费中,对食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因此,我国需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加强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认知功能影响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

背景童年经历对中老年健康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热点,但其对中老年认知功能的影响效应及路径尚不明确。目的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分析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认知功能的影响,探讨中老年认知功能的促进策略。方法本研究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2020年数据,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认知功能影响的中介效应路径。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各指标的关系。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034位中老年人,平均年龄为(62.33±9.89)岁。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得分为(0.000±0.797)分,个体受教育水平得分为(1.970±1.111)分,社会参与得分为(1.150±0.967)分,抑郁状况得分为(5.960±4.681)分,中老年认知得分为(0.000±1.000)分。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受教育水平、社会参与、中老年认知功能均呈正相关(P<0.05),与抑郁状态呈负相关(P<0.05)。多重中介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性别、城乡、慢性病患病、医疗服务利用的情况下,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认知功能影响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54,t=1.400,P=0.162),受教育水平、社会参与、抑郁状况显著影响中老年认知功能(β=0.335,t=11.622,P<0.05;β=0.064,t=2.166,P<0.05;β=-0.019,t=-3.154,P<0.0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社会参与在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中老年认知之间的简单中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95%CI=0.141~0.223;95%CI=0.001~0.019),受教育水平、社会参与的链式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95%CI=0.001~0.017),受教育水平、抑郁状况的链式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95%CI=0.001~0.008)。结论受教育水平是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中老年认知功能的资源路径;社会参与是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中老年认知功能的条件路径;抑郁状况是影响中老年认知功能的风险因素。应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从个人、家庭、社会多个层面关注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制订中老年认知促进策略。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的消费活力释放效应分析

基于国务院于2015年开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2018和2020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的消费活力释放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能够有效激发居民消费活力释放;第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小城市”组别中的居民消费活力促进作用更大,城乡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活力的提振效应更强。

老年人慢性病共病关联规则分析

目的探讨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群慢性疾病的共患模式及其关联因素。方法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针对数据库内60岁及以上人群共14种慢性疾病的患病信息,采用R4.0.4软件中的Apriori算法,对频繁项集进行提取,构建慢性疾病间及其与关联因素间的关联规则模型。结果在13206名参与者中,至少患有1种慢性疾病的例数为3691例(占27.95%),而同时患有2种或更多慢性疾病的例数为6217例(占47.08%)。关联规则分析显示,最常见的共患模式包括心脏病与高血压、血脂异常与高血压、糖尿病与高血压,以及“心脏病、关节炎→高血压”“高血压、胃部疾病→关节炎”“血脂异常、关节炎→高血压”,其支持度分别为8.93%、8.29%、5.44%、3.82%、3.71%和3.22%,置信度分别为55.15%、59.64%、60.13%、53.67%、51.58%和60.11%。不规律睡眠模式、城市居住背景及社交参与度高与高血压的关联度较强;不规律睡眠模式、农村居住以及女性则与关节炎的关联度较高。结论鉴于高血压在多种慢性疾病共患模式中的普遍性,应强化对老年人群中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预防和筛查。对于与高血压并存的慢性病共患模式,应特别关注城市中参与社交活动的老年人的日常疾病筛查与管理;同时,对于老年女性、睡眠质量差、农村居民,需加强对与关节炎共患的慢性疾病模式的筛查与关注。

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平均收入迅速增加,繁荣的背后是不容忽视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贫困问题。近年来,"穷二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农村,改善农村的教育状况,加大对农村的教育补助力度是抑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在城市,提供多样化的医疗保障和公平的就业机会,防止"因病致贫"以及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有效对策。

守望如何相助——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家庭间的互助行为正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对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存续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互助行为在当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与亲友联结越深,家族文化越深厚,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救助收入、家庭负债情况与家庭互助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家庭收入、家庭政治资本、养老保险收入及社会捐赠支出等与家庭互助支出形成正向关系。另外,新组建的年轻家庭及老年家庭较其他类型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家庭网络内部的接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共同遭遇自然灾害时,即使是联系紧密的家庭之间,也可能因个体家庭的"自身难保"而使得原有的"互助格局"濒临瓦解,它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保障在灾害风险化解方面的重要性。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中,传统的家庭互助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保障和福利提升的作用,公共政策应给予保护和支持。

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扩大了吗

引致健康不平等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到收入不平等。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采用建立在追踪调查样本上的集中系数,对1990-2006年间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结果显示:①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且累积效应不断深化,初始收入不平等是健康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②居民平均健康水平有所降低,穷人的健康变动度大于富人,农村的健康不平等大于城市;③农村收入不平等扩大带来了健康不平等上升,而城市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使收入不平等扩大对健康不平等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因此,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缩小城乡健康差距,是缓解健康不平等的有效途径。

协同理论视角下基于CHARLS数据库的农村中老年慢性病共病研究

目的探讨我国农村中老年人群慢性病共病患病率及相关影响因素,以期为共病的有效预防和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第5次追访数据,共纳入10384名农村中老年个体,进行慢性病共病患病现状分析,并采用有序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来验证农村中老年患慢性病共病的影响因素。结果我国农村中老年群体慢性病患病率高达81.16%,共病患病率达57.61%,患病率高的慢性病依次为关节炎或风湿病(42.18%)、高血压病(39.24%)、胃病或消化系统疾病(33.77%),且性别、年龄、家庭人均年消费、医疗保险、自评健康水平和地区均是农村中老年人慢性病共病罹患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我国农村中老年慢性病及共病患病率较高且受多因素影响,应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和干预措施时充分考虑各因素的协同效应,发挥个人、家庭、社会的健康促进效能,根据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构建生物-心理-社会多维度降低农村中老年人群共病的发生。

网络经济发展的异质性群体消费效应探讨

网络经济的崛起成为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重要推力,然而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等个体特征却深刻映射在网络经济发展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影响中。聚焦我国异质性消费群体的网络消费行为及其消费需求影响因素,本文构建网络经济发展对于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水平以及城乡消费群体消费选择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进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考察网络经济发展对异质性消费群体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经济发展对于异质性消费群体一致表现为促增效应,但对于异质性消费群体的影响差异化显著;青年和中年群体具有较强的网络消费偏好,老年群体在网络消费领域中仍存在较大的消费潜力,将成为网络经济发展和内需扩张的重要目标群体;网络经济发展对于高收入群体消费的引致作用强于低收入群体;同样的,相较于农村地区,网络经济发展对于城镇地区的消费作用更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不断丰富网络经济营销策略,力求满足网络消费的个性化需求,既要实现青年群体网络消费维稳,充分挖掘中老年消费群体的消费潜力,也要推动网络经济发展深入农村落后地区,破解逐渐显现的消费不平等问题。

老年人健康冲击是否挤出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医疗支出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研究了我国三代户家庭内最高一代老年人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在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12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父母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施加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地,根据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进行子样本估计,结果显示,老年父母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在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更为显著,并且都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为了缓解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中子代的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不良影响,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司法保护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构建省级司法保护指数,考察了司法保护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司法保护通过增收效应、借贷效应、信任效应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其中增收效应影响最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相比其他分项收入,司法保护对经营性收入存在“挤出效应”;司法公正比司法效率更能促进居民消费;司法保护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最明显;司法透明度与市场法律中介组织在司法保护与居民家庭消费的关系中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城镇家庭、高教育水平家庭及高消费家庭中,司法保护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为进一步提振我国消费动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城市工作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

市场经济的发展衍生出一部分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城市T.作贫困群体,其生活状况一直为社会所忽视。该文以劳动者工作现状和相对贫困线为标准测量城市工作贫困程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出我国城市社会的工作贫困发生率为27%左右,工作贫困深度平均约为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