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反腐视角的中国追逃追赃的原则与策略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这是推动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针对当前追逃追赃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新动向,既要保持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也要坚持将战略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在反腐败追逃追赃的过程中要以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为基本遵循。通过对江苏省领跑反腐败追逃追赃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提炼了有关反腐败追逃追赃的斗争策略,为未来追逃追赃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启发。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体系化构建——以海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体系化,有诉讼认识的阶段性、诉讼构造的对抗性以及实质正当法律程序上的根基。其体系结构由纵向诉讼流程上的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与横向诉讼构造上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两个基本维度构成。囿于规范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误区,我国现行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设置,于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体系结构均显不足。不仅各阶段证据标准不明,诉讼两造的证据负担也未见厘清,从而造成实务运作上弊病丛生,并有招致司法权力滥用之虞。未来对于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具体设置,应依诉讼阶段与争讼各方的特性、需求不同,而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体系化安排。

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的若干问题

在惩治腐败犯罪国际合作过程中,追逃和追赃是主线。由于法律、制度、习惯等各种差异和障碍,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始终是难点,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寻找破解之策。本文在具体个案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就以下三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展开思考:分析积极适用遣返措施的必要性,并从主动配合遣返国、推动被请求国积极合作、有效破除例外障碍三个方面探索推动适用遣返措施的可行性路径;分析建立健全资产分享和返还机制的必要性,就资产查明、分享、返还三个主要环节提出具体建议;分析提升境外收集证据能力的必要性,从积极推进构建调查取证的国际合作机制、主管机关统筹规范调查取证工作、借助数字技术创新调查取证模式、在驻外使馆探索设立法务专员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路径的分析研究。

追逃追赃视角下美国引渡实践对我国引渡法的启示——“中国香港引渡美国公民案”评析

美国法院格蕾丝·陈引渡案告诉我们,包括商业贿赂的贿赂犯罪是符合双重犯罪原则的可引渡犯罪;美国引渡机制下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相互掣肘;由判例产生并发展的不过问规则深刻影响着美国引渡司法审查;在证据方面强调引渡合理根据标准的运用。该案对我国引渡的立法与司法具有启示意义,即在引渡法及双边引渡条约中增设并细化引渡证据标准要求;引渡诉讼中由检察机关代表请求引渡国出庭;法院作出的引渡裁决应增强说理论证。该案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在刑事协助方面的独立司法地位,并显示了中国在追逃追赃方面的成效。

追逃追赃与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构建

追逃追赃工作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密切相关。我国当前追逃追赃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模糊以及与国内法的衔接不够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成效。我国应当确保国内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现有效衔接,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紧完善《引渡法》,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加强执法司法机关人员的能力建设,更多地运用境外追诉,完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法治化和规范化研究

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备受社会关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开展以来,成效显效,但在实施中仍存在着劝返措施法律性质不明、组织流程不清且引渡方式基本失灵;追赃配套法治体系不成熟、追赃比例较低;办案流程和业务能力欠缺、境外追逃自我监督及协调机制不完善等追逃追赃与队伍建设上的突出问题。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劝返的法治缺位与引渡的协调不畅、追赃法治配套供给不足、追逃队伍法治意识及业务能力有待提高等三方面。因此,总结和借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成功经验,针对性地从及时更新国际追逃法律法规体系、高度重视追赃法治机制配套建设、全面提升追逃队伍法治治理能力三个维度提出进一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改进方案,以化解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实施的法治风险。

反腐国际追逃追赃之功效及现存问题分析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高压反腐态势的加强和延伸。我国自开展反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不仅对外逃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对公务人员加强了警示作用,而且有助于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但是,由于反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自身的复杂性,使这项工作在实践运行中存在一定难度,其反腐功效还未充分发挥。通过评估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反腐国际追逃追赃的实际功效,能够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客观分析,从而有利于以协同合作为视角加强反腐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和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使反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形成互动性影响,充分发挥其反腐功效。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构建的动因与路径

构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是破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难题挑战的现实需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追逃追赃的必然要求,降低合作成本、提升追逃追赃实效的根本保证,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有力支撑。应从制度体系完善、综合能力提升和专业队伍打造三个方面入手,加快形成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从而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重点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以及反洗钱、引渡立法,实现劝返宽大处理制度化和精准化,着力提高国际条约适用、境外执法合作、大数据分析、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追逃追赃等能力,组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门队伍,大力培养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业化人才。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境外追逃追赃面临的发展与挑战

在监察体制改革的促进下,我国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如监察机关在境外追逃追赃中怎样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特别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在境外追逃追赃中如何实现功能互补,如何构建资产分享制度,以及外国刑事裁判承认与执行制度确立的必要性等。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决定着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道路的宽度和腐败治理的深度。

欧盟领域内追逃追赃的经验与启示:以欧洲侦查令为切入点

近年来,我国追逃追赃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欧盟领域内追逃追赃的经验,尤其是欧洲侦查令的出现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素材。整体来看,欧盟现阶段已拥有完整的追逃追赃法律体系,欧盟法与成员国国内法不断协调并凸显"自由、安全与司法区域"目标。要完善我国追逃追赃工作,需要树立法治化、科学化、一体化的理念,并将其纳入警务与刑事司法合作当中;适时修订《引渡法》并出台《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平衡国家主权、侦查权以及公正与效率关系,充分保障在逃人员及相关人的权利;摸索适合我国的合作方式,如签订协议作出特别安排、建立联合侦查小组等;与此同时,需要定时评估追逃追赃机制的优劣,为下一步改进指明方向。

利益差异格局下的国际追逃追赃——基于现金管理视角的分析与解决

现金管理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影响国际追逃追赃政策的落实。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利益差异,欠发达国家追逃追赃面临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资金在防逃追逃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出逃必须以非法积累的财富达到一定量为条件,出逃的前兆往往表现为腐败资金的外流,出逃后无钱的人并不受他国欢迎而容易劝返或被遣送回国。我国现金管理制度从极紧到极松的变迁给国际追逃追赃造成诸多困难,发达国家严而无形的反腐防逃"网络"值得借鉴,形势要求我国国际追逃追赃战略有必要适时调整,即从侧重境外到更多关注境内、从侧重追逃到更多关注追赃、从侧重追逃到更多关注防逃。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体制机制的构建与形成

我国腐败官员境外潜逃和腐败资产跨境转移问题较为严重,从有利于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消除过往腐败存量、实现腐败"治本"的目的来看,实行国际追逃追赃十分必要。但我国当前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并没有形成常态化的体制机制,因此,需要完善国内法及国际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国内及国际机制,构建常态化、长期性体制机制。

我国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构建的初步探讨

我国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正在逐步建立,但亟待深入研究完善。要建立我国境外追逃追赃机制,必须认识建立这一机制已势在必行,这一机制的特点和如何构建等三个主要问题。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研究

目前,我国在进行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仍缺乏常态化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在法律规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影响了国际和国内反腐工作的进程。随着物联网、云技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以海量信息和数据挖掘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应结合国情及现状,顺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创新体制机制,深入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我国境外追逃追赃中鉴定技术应用研究

我国境外追逃追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需要加大对法律制度、合作机制等研究外,其中的鉴定技术应用也不能忽视。追逃追赃在鉴定技术领域涉及到在逃人员数据库、人脸识别、心理测试、财产鉴定等许多方面。目前的任务在于建立健全全国境外在逃人员信息资料库(为鉴定创造条件)、开发轨迹追踪系统(计算机人脸自动鉴定识别系统等)、完善与在逃人员有关知情人的心理鉴别技术、探索财产自动识别与鉴定技术(如发现和识别非法财产技术、鉴定涉案财产价格技术),必要时与技术企业合作,帮助公安司法机关改造升级为先进的追逃追赃技术。唯此,方能为境外追逃追赃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国际追逃追赃视野中的特别没收程序:法律属性、对象范围与证明规则

特别没收程序在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没收程序在法律属性上存在刑事诉讼程序说与民事诉讼程序说之争,但前一种观点更为合理。在对"应当追缴的财产"进行认定时,要厘清违法所得财产的来源,至于供犯罪所用的个人财产是否没收,不可一概而论,这应当取决于其与违法所得或者犯罪行为的关联程度。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范围可以做适当扩大解释,但要与《民法总则》相协调,其证明标准宜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它虽然低于一般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但高于普通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试析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犯罪的蔓延和官员腐败的日益严重,中国腐败官员境外潜逃和腐败资产跨境转移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应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消除过往腐败存量、实现腐败"治本"的目标来看,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甚为必要。中国当前尚未形成完善的、常态化的国际追逃追赃机制,需要从完善国内法及国际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国内及国际机制等方面构建常态化、长期性、高效率的国际追逃追赃反腐机制。

中国-东盟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困境与出路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形式。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国际追逃追赃合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然面临刑事司法合作法律机制不健全、反洗钱法律机制缺失、中外法律制度差异大、引渡机制效果不佳等困境。对此可以考虑通过以下途径解决:健全和完善区域性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推动高效务实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建设;健全和完善区域反洗钱合作机制,从源头上打击和预防向境外非法转移腐败资产行为;改变现有引渡机制效果不佳的状况,积极探索其替代性解决措施;通过资产分享机制提高资产流入国协助追回腐败资产的积极性。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新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重要论述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面,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此问题,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行及时梳理、总结,显然对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有重要意义。

追逃追赃中监察机关办案职能和协调职能的双重统合

监察机关在追逃追赃实践中,面临劝返劝缴中权利保障的角色缺位、案件调查中程序衔接的制度脱节、国际刑事合作中对外联系的具体职责模糊、防逃建设中反洗钱措施不足等困境,对此,需要实现监察机关办案职能和协调职能的双重统合,使其作为独立的反腐败专门机关在对外合作与对内协调两方面统筹全局,作为职务犯罪调查机关在进行个案调查的过程中负责与追逃追赃程序的定向衔接。这不仅要求监察机关能够依据协调机制统筹办案程序,实现追逃追赃的法治化,完善对内对外程序衔接;还要求监察机关能够根据办案需要发挥协调职责,提升国际刑事合作水平,推进国内防逃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