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限追随”到“高度追随”——美国推进“大国竞争”战略背景下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对外战略取向

地缘政治与历史演进共同塑造了菲律宾的对外战略传统。自摆脱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后,追随战略一直是菲律宾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随时代变迁与执政当局差异,出现了“全面追随”“有限追随”等形式,但追随战略在菲律宾对外战略当中的支轴地位保持了大体的延续。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后,在地区权势对比出现较大变动以及诸多国内因素共同作用下,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对外战略出现了由“有限追随”向“高度追随”的转变,具体体现在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对美国追随程度的显著增强。当下,小马科斯政府对外战略的调整对周边国家乃至地区安全已经并将持续造成重大影响。

次地区安全秩序与小国的追随战略

在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小国的角色和行为广受关注,它们在中美之间采取的大国平衡战略成为考察地区秩序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由于受到外部客观环境和自身实力的约束,小国在应对地区安全秩序变化的过程中要同时处理地区体系、次地区体系和国内等不同层次的问题。除了需要考虑地区体系性风险和国内政治稳定性之外,在东亚地区实力层级中处于底层的小国还必须防范来自邻近中等强国的潜在或实际威胁。地区体系中的小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时,重点关注次地区秩序的三种变化,分别是邻国之间战略矛盾的升级、邻国国内政治危机的外溢和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和解。为了防范和抑制这些次地区层面的不稳定因素,应对来自邻近周边地区的未知安全风险,小国会与处于实力层级顶层的大国建立特殊安全关系。柬埔寨、新加坡和韩国与一个特定大国紧密、持续的安全合作表明作为总体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考量,追随域外大国以对冲次地区潜在威胁是小国行为的重要补充性逻辑。

试论韩国、智利与不丹经济发展模式之成功及不可模仿性——兼论破赶超思维立追随战略

作为第三世界三种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韩国模式、智利模式、不丹模式,前两种模式只具有战术意义,不丹模式则具有战略意义。韩国模式已不可复制,智利模式也日渐式微,现代化危机的加深却使不丹模式的影响日益扩大,然而,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与后发国家欠发达的现实却使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只有突破赶超思维定势,对智利模式与不丹模式进行合理扬弃,兼顾工业化与现代化转型的双重目标,建立起新型的追随发展战略,后发国家才能把发展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目标之上,逐步实现后现代转型。

次地区安全秩序与小国的追随战略

近年来东亚国家间的安全矛近盾集中爆发,表明地区安全秩序正处在转型的不稳定期。在这种背景下,地区中小国家如何应对权力转移和大国战略态势的变化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无疑,小国比大国的安全脆弱性更大,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对小国对外战略决策和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预算管理如何超越"追随战略"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各大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更大,导致企业战略稳定性降低,因此企业急需对现在的预算战略功能进行改进和创新。本文就新经济环境下企业预算管理如何超越"追随战略"进行分析,从而使企业对自身进行重新审视,进行新的战略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惠州市发展战略研究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重要批示精神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举措,也承载着推动惠州市跨越发展和加快现代山水城市建设的重大使命。基于此,本文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从内外部环境分析了影响惠州市发展的各种因素,并从战略角度提出惠州市应采取模仿追随战略和战略联盟的合作战略,旨在推动惠州市成为国内一流城市。

美国对华半导体竞争背景下盟国对美追随差异探析

近年来,美国对华半导体竞争呈现强化的态势。在拜登政府构建半导体产业联盟的过程中,盟国对美国的追随程度不尽相同。在中美半导体竞争背景下,日本、荷兰、韩国对美国的追随政策主要受到联盟压力与对华技术经济安全风险认知两大关键因素的影响,并依次呈现出高度协作、一般合作与有限合作的态势。对日本而言,联盟压力最大,对华技术经济安全风险认知最强,因此在半导体政策上对美追随程度最高,与美国高度协作;对荷兰而言,联盟压力较大,对华技术经济安全风险认知较强,故其对美追随程度较高,与美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存在一般合作;对韩国而言,联盟压力较小,对华技术经济安全风险认知最弱但有上升的趋势,因而韩国在中美半导体竞争中对美追随程度较低但存在追随强化的可能,在半导体领域与美国开展有限合作。对此,中国在加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对美国盟国针对性施策,最大限度减少美国半导体产业联盟对中国的限制,进而在中美科技博弈中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

韩国模式、智利模式与不丹模式比较

作为第三世界三种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韩国模式、智利模式、不丹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前两种模式只具有战术意义,是在传统现代化模式范围内的工业化模式创新;不丹模式则具有战略意义,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全面颠覆。随着现代化环境的改变,韩国模式已不可复制,智利模式也日渐式微,现代化危机的加深却使不丹模式的影响不断扩大。然而,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与后发国家欠发达的现实却使它们的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只有突破赶超思维定势,对智利模式与不丹模式进行合理扬弃,兼顾工业化与现代化转型的双重目标,建立起新型的追随发展战略,后发国家才能把发展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目标之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在公平分配、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与国民福祉,逐步实现后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