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延迟对青年劳动力的影响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和人均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国家明确表示要实施延迟退休。通过对由2010年-2015年(不含2014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分省年度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延迟退休会对青年人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但规模较小。因此没有必要对就业延迟政策表现出过分担忧。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及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走势和老龄化的未来趋势,分析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尤其是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中人口结构的解释力不及劳动力数量,但在预测未来时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更大。第二,总人口会在低方案情况下已步入下降通道,如果总和生育率不快速提升的话,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近50年将持续加深。第三,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提高生育率可以减缓老龄化程度,但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延迟退休方案增加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实施的力度越大,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对老龄化的缓冲程度越大。如果男女每年延迟退休递增1年,分别最终延迟到70岁和65岁,在一些年份甚至可以完全抵消老龄化的抑制作用。

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入效应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入效应的两条途径,并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延迟退休不仅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反而会对其产生挤入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男性青年人,延迟退休对女性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偏弱;高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高学历青年人就业,低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低学历青年人就业。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延迟退休通过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促进青年人就业。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政府为增加劳动力供给提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建议推进渐进式、弹性式延迟退休政策。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政府应适时调整其他相关政策。在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阶段,政府应重视年轻家庭对祖辈隔代照料的需求。此外,政府应鼓励老年劳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社会建构、反馈效应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停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屡次提出研究和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方针策略,然时至今日,全国性的延迟退休政策尚未出台。以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理论为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以1951—2021年54份中央政府文件为样本,考察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如何通过反馈效应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进程,研究发现: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被正面建构且因政策受益,产生正反馈,政策长期仅适用于该群体,普通劳动者被正面建构但因政策受损,产生负反馈,以致全国性政策无法出台,政策陷入停滞;而正反馈效应长期积累促使社会建构转向,社会环境因素改变政策认知,进而推动政策进程。因此,政策制定者坚定决心,不断优化政策设计,回应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转向;党和中央政府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吸纳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塑造公众政策认知;地方政府积极开展政策试验,总结经验教训,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加快政策进程。

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重合,由此面临着经济发展途径的科学选择。依据国民财富人口结构均衡分配原理,构建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对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协同性计量模型,探索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动力供给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性和政策选择。研究发现:(1)劳动力负增长高点和老年人口增长高点集中在2025-2035年,延迟退休年龄最佳时机在“十五五”规划期。(2)2000-2035年,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系数为1.74%,劳动力增长优化系数为1.34%。(3)如果2025-2035年期间实施延迟退休到65岁,每年延迟6个月,10年间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协同优化率为50%,其中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0.50%,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0.022个百分点。(4)延迟退休年龄具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路径优化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延迟退休政策的功能替代、系统拓展与协同治理

传统延迟退休政策的思路在国际实践中已遭遇瓶颈,且日益不适应中国延迟退休的推进目标,昭示着应跳出既有政策思维定式,寻找政策设计的新突破。延迟退休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劳动者生命历程重构,应以公平清晰的养老金制度设计来替代养老金延迟领取,以老龄多元就业代替职业生涯的固化延续,建立延迟退休政策推进的新思维。需要从养老金制度的保障性和清晰性、生命历程的纵贯性和交叉性、退休阶段的适老化和过渡性出发,对延迟退休政策进行系统化拓展及功能分解,推动养老金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的协同优化,强化老龄劳动能力提升和老龄多元角色协调。通过延迟退休政策的系统拓展和协同推进,可以探索延迟退休政策从消极被动走向积极有为的可行路径。

弹性退休制度下谁更愿意延迟退休?——基于Option Value模型的微观模拟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建立弹性退休制度是大势所趋。养老金激励是弹性退休制度的重要内容。建立期权价值模型和养老金给付及奖惩因子模型,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2018)的数据,对不同特征人群的养老金峰值、期权价值、内部报酬率进行模拟。研究发现:养老金总财富随退休年龄“先增后减”,男性的峰值年龄早于女性;引入养老金“奖惩”机制有助于提高最优退休年龄,激励劳动者延迟退休;考虑闲暇偏好的异质性,男性参保者更倾向于早退休,而女性参保者特别是女性较高收入群体更愿意延迟退休;厌恶风险的参保者更有可能选择早退休。建议尽早建立弹性退休年龄政策体系,增加劳动者的选择权和制度灵活性;引入精算调节因子构建养老金奖惩机制,完善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

公共政策社会共识的生成路径--以“延迟退休”议题的话语互动为例

社会共识的生成不但需要物我感通,而且也离不开以话语互动为基础的人我沟通。话语互动虽然不能构建事理,但可以发现各种意见的偏颇,从而消除隔阂、显现事理,实现从意见到事理、从事理到共识的转变。围绕着延迟退休议题的话语互动,是公共政策社会沟通的典型案例。该议题在网络话语空间经历了争论期、激辩期、转折期、再议期、共识期五个阶段,论辩主题从延迟退休是否合理转向怎样公正、合理、适时地延迟退休,历时十余年,最终在原则及时机之上形成了基本共识。这种共识的生成不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是解除主观障蔽,彰显公共议题本然之理的过程。

渐进式延迟退休:致因、机遇与进路

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口负增长加剧相互交汇的老龄社会新常态,恰逢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周期,构成实施渐进式退休改革的时代背景。坚持核心问题导向,当前亟须紧紧把握“一大致因”“二重机遇”和“三个关系”,这是理解并支撑延迟退休改革落地的关键。老龄社会是延迟退休的核心致因,人口结构变化规律表明我国已处于实施延迟退休改革的机会窗口后期,参考先行国家经验,及时实施延迟退休改革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释放长寿红利和增进老年人福祉赋予延迟退休二重机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潜力巨大,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同向提升,助力在问题应对中转危为机,寻找问题的化解之道,发挥制度优势。面向未来,建构实施延迟退休改革的进路应主要聚焦于延迟退休与劳动力市场、隔代照料、养老保险构成的三个关系,亟需围绕这三个关系完善延迟退休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和配套支撑措施,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动就业体系、产业结构全面改革,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充满中国智慧的行动方案和坐标参考。

全国统筹、延迟退休与企业养老基金平衡能力

呼之欲出的延迟退休方案与正在推进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将对企业职工养老基金平衡能力产生叠加效应。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分四种情况测算了2022—2052年期间企业社会统筹账户的基金收支状况,结果发现:单独实施延迟退休比保持现行政策参数、单独实行渐进式全国统筹更能改善统筹账户的基金财务状况;同时实施渐进式全国统筹和延迟退休政策对改善统筹账户基金财务状况的效果要明显优于单独实行渐进式全国统筹政策和单独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其中实施渐进式全国统筹的同时实施“男女同步”延迟退休的改善效果最佳。建议积极推进全国统筹,落实地方政府责任考核机制,及时出台“男女同步”的延迟退休方案并确保延迟退休个人选择权的公平,扩大平均缴费工资统计口径。

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及经济潜在增长率——兼论延迟退休的影响

基于生产函数法的估测结果显示,2035年之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处于下行趋势,2021—2025年平均为5.2%左右,2026—2030年平均为5.1%左右,2031—2035年平均为4.7%左右。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未来人口抚养比上升,导致固定资本形成率下降,进而固定资本存量增速放缓。未来就业人口数量减少,对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不利影响,但人力资本积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情形分析结果显示,2035年之前人口出生率水平与经济潜在增长率呈相反关系,主要原因是,新出生人口在2035年前尚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反而会通过影响固定资本增速拖累经济潜在增长率。延迟退休对2025—2035年的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以2024年9月13日公布的方案测算,年均提高潜在增长率约0.03个百分点。

延迟退休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收支的影响——以河北省为例

本文探讨了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通过构建多种退休年龄延长的模型,对未来50年河北省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进行了预测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适度推迟退休年龄有助于减轻养老金收支不均的压力,但针对河北省的独特环境,制定具有区域特色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建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

延迟退休背景下老龄政策建设,何以可为?——基于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三个维度的探讨

以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考察我国老龄政策,发现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健康维度,健康服务与保障政策都缺乏有效调动个人加强健康管理、应对健康风险的积极性;在参与维度,新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尚需加强配套政策措施建设,老龄参与政策体系还有很大完善空间;在保障维度,养老保险财务模式不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养老服务则面临对人力吸引力不足的困境。为此,需要顺应建设健康中国战略方向,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险转型升级,并优化风险分散方式,助推个人加强健康管理;尽快完善《办法》的配套政策措施,推进老龄参与政策体系全面建设;养老保险制度须加强长寿风险的纵向分散,养老服务供给应充分利用科技进步带来的有利条件,缓解人力困境。

延迟退休、代际关系和中国老年人的健康公平的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成为应对这一趋势的重要措施。然而,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可能会对老年人群体的健康公平性产生复杂的影响,尤其是低收入老年人面临的健康不平等问题。中国特有的家庭代际关系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了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代际照护关系以及健康状况。本文旨在探讨延迟退休政策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对老年人健康公平性及代际关系的多层次影响,并从社会保障、劳动条件优化、代际关系调控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实现延迟退休与健康公平的双赢目标。

渐进式延迟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我国已经具备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条件,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重大决策。为此,本文提供了上述决策背景,这包括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退休制度的历史演变,这可能是中国唯一未能改革的制度安排,具有极高的社会成本与长期成本。由于中国人口劳动力国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重大决策。为此,本文提出参照联合国及国际劳工组织的老年人口定义(65岁及以上的人口),作为未来时期中国老年人口的标准定义;逐步提高男女职工干部退休年龄;采取个人自愿选择原则,具有适当灵活性与选择性;男女职工退休年龄逐渐趋同,实现男女平等;分门类分步骤分人群实施延迟退休;也要充分考虑到近3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改革将创造多重红利,也要充分利用健康红利、教育红利、人才红利,创造创业红利、就业红利。

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延迟退休意愿与工作绩效——基于团队层面的研究

本文以国有银行网点团队为例,运用多层次回归模型,探究在团队层面,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氛围水平对团队延迟退休意愿、团队绩效的影响以及氛围强度的调节作用。通过对113个工作团队和901名成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团队层面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氛围水平与团队延迟退休意愿显著正相关,延迟退休意愿在氛围水平和团队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氛围强度则调节了氛围水平与团队延迟退休意愿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对于探究团队绩效的影响因素、厘清团队延迟退休意愿的作用机制以及延迟退休相关政策的制订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延迟退休年龄、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行为人具有家庭养老与遗产动机的假设下构建内生化生育率与教育投入的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年龄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均衡时的生育率和家庭总教育投入率。在不含家庭养老与遗产动机的基准模型中,延迟退休年龄会降低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进而使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小幅降低,但对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当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保障机制时,延迟退休年龄会降低个人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当父母更重视子女数量时,生育子女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关系成立,但当父母更重视子女质量时,将提高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该影响程度虽然高于没有家庭保障机制时的情形,但影响幅度非常有限。进一步,将模型拓展到包含遗产动机的王朝家庭模型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将增加父母对子女的遗赠,其对每个孩子教育投入的影响取决于父母对子女福利的重视程度,且经济增长率降低或提高的幅度依然有限。

基于CMR健康模型测算中国女性可延迟退休年龄

目的基于健康水平,了解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因素,并测算中老年女性群体可延迟劳动参与年限。方法利用2011、2013、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数据,以45~69岁中老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使用CMR健康测算模型测算不同特征女性可延迟工作年限。结果45~69岁女性平均劳动参与率为66.93%,健康水平越差越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50~69岁女性额外工作能力为3.29~3.61年;50~69岁城镇女性群体额外工作能力为7.86~8.36年,50~69岁初中及以上女性群体额外工作能力为5.89~6.33年。结论我国女性仍有较大的健康工作潜力待挖掘,尤其是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城镇和高学历中老年女性,合理制定不同群体女性退休政策,逐步实现男女同龄退休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职场性别平等和健康老龄化。

延迟退休、个税递延对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及政策优化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养老体系效用,并全面提升整体社会福利,将成为推动实现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养老金替代率是衡量退休人员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为保证退休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至关重要。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统账结合”的世代交叠模型,在考虑缴费不实的情况下,定量考察延迟退休和个税递延政策对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一定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下探究两种政策的最优实施组合。结果显示:在一定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下,个税递延可抵扣比例和延迟退休时间呈负相关关系,当养老金目标替代率发生变动,两种政策也需做出相对应的调整。从两种政策对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效果看,延迟退休和个税递延政策均能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两种政策搭配实施能使养老金替代率达到目标水平,但是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的提高程度要高于个税递延政策,且社会福利随延迟退休时间的增加而提高。此外,延迟退休和个税递延政策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路径不同,延迟退休政策能同时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和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进而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个税递延政策只能通过提高商业养老金替代率来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福利最大化水平下,预期的养老金目标替代率决定了两种政策组合实施的优先顺序。当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为60%和65%时,应优先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当养老金目标替代率达到70%,即达到不影响老年人退休生活水平的状态时,应搭配实施两种政策。因此,中国应该统筹实施延迟退休和个税递延政策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也能促进中国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养老金收支平衡视角下延迟退休的激励性政策研究

以城镇人口结构预测为基础构建精算模型,对多种情况下养老金的收支平衡进行测算并设计两种优化政策,研究不同的优化政策实施力度与延迟退休落实效果之间的关系,测算两种政策对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种优化政策对于推进延迟退休进程均有积极作用,对于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此,建议尽快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增加相关配套的激励性政策;针对财政收支状况和老龄化程度实施不同的收入端和支出端优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