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摩擦、企业进入退出与经济波动

本文在一个DSGE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及企业的进入退出机制,通过四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冲击考察了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疫情冲击将首先导致失业增加,然后传导至企业端,引起单个企业产出下降和中小企业退出,进一步抑制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正反馈循环。在劳动力市场摩擦和企业数目下降两个机制的互相强化下,短期冲击会带来持续性的影响,仅存在一个季度的冲击也会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持续数年。最后,本文通过政策分析为稳定就业、纾困中小企业等举措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东北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时空格局及影响机理

基于企业数据,结合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2009—2022年东北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东北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入与退出均具有较强的中心城市指向性。(2)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呈现渐进式稳定发展态势。(3)企业进入空间演化形成“多核心-外围”格局,退出形成“单核心-多核心-外围”演化格局,进而影响重心转移轨迹,进入重心逐渐南移,退出重心逐渐北移。(4)产业、区域和政策关联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东北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退格局。

最低工资、劳动密集度与企业退出

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最低工资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劳动密集度企业的异质反应。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会显著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概率。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提升会通过影响产品成本加成率、行业市场份额、企业生产率来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其退出概率。本文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有利于产业资本深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股权退出机制研究——以H集团股权投资Z公司项目退出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出于增加盈利或战略规划考虑,国有企业股权投资项目不断增多。对于受市场环境及政策影响而出现亏损的股权投资项目,国有企业需及时做出反应,适时退出。因此,国有企业股权退出的路径及机制成为国有企业关注的问题。本文以H集团股权投资Z公司项目退出为例,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测算项目投资风险得分,结合项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退出方式,从制度指导、流程引领、法律保障及知识储备四个维度实施股权退出,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小企业与大周期:中小微企业兴衰更替的市场逻辑

中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厘清中小微企业兴衰更替的市场逻辑,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开展研究。在理论层面,构建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中小微企业兴衰更替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层面,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小微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影响以及不同经营状态、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中小微企业的经营表现。结果表明:经济衰退冲击是中小微企业退出市场的重要原因,而中小微企业进入市场更多由自身发展定位、经营需求驱使,较少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经济衰退时期的地方财政扩张能发挥“雪中送炭”效果,帮助濒临退出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降低中小微企业被市场机制清退的概率;债务负担过重、盈利能力不足或流动性匮乏是经济衰退时期退出企业的三个典型特征,其中,盈利能力及流动性水平主要受成本冲击而非需求冲击影响,成本冲击是经济衰退时期中小微企业陷入流动性困境并退出市场的重要原因。

聚集还是选择:基于企业动态效率的分解

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虑企业间互动以及企业动态进入退出的影响,对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将企业间资源配置纳入集聚效应,将企业进入和退出纳入选择效应,更全面分析集聚生产率优势。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制造业集聚兼具静态和动态优势。对生产率变动分解发现,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主要来源于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中企业自身进步贡献度最高,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资源配置作用越来越重要;选择效应贡献随着集聚水平提高也不断提升,企业退出效应贡献度由2.86%提高到12.82%。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集聚效应中的资源配置影响最大。当前中国制造业集聚处于低水平但不断上升状态,因此资源配置优化和低效率企业在竞争中退出的作用将是未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关键。

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增量提质”

技术标准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同时也是把“双刃剑”。基于2000—2013年我国制造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技术标准对我国制造企业出口量与质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平均水平而言,技术标准对我国制造企业出口量与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利于出口的“增量提质”,但技术标准对发达地区及中技术企业出口“增量提质”影响更加显著。同时还发现技术标准与制造企业出口量与质呈倒U形关系,伴随技术标准规模持续扩大,其对出口“增量提质”的作用逐渐减弱。进一步分析表明,技术标准可以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及企业进入退出机制影响制造企业出口的量与质。

环境规制、企业异质性与企业退出

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对异质性企业退出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对于无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而提高,但对于有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环境规制对企业退出影响不显著;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退出受到环境规制影响更显著;民营、国有企业退出概率与环境规制强度正相关,港、澳、台外资企业则相反;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提升会提高企业退出概率,东部地区企业则相反。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银行业结构如何促进行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异质性企业进入退出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银行业结构对行业资源配置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提升可以改善企业间信贷资源的配置状况,促进行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小银行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为潜在进入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其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可以缓解在位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其退出市场风险。这将有利于扩大中小企业市场份额,进而优化行业资源配置。因此,银行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企业自由进出市场,提升行业资源配置效率。

走出国有企业退出中国有资产流失的误区

国有资产流失有广义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狭义的国有资产流失,两种不同含义的国有资产流失渠道和流失原因有所不同,目前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狭义的国有资产流失。判断狭义的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一般借助于价格法和收益法,相对于价格法而言,收益法在衡量国有资产流失上较为科学。当前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认识存在五个必须澄清的误区把国有企业退出等同于国有资产流失;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就必须停止国有企业退出;管理层收购或职工持股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把低于评估价格或实际价值转让国有资产都视为国有资产流失;对职工支付身份置换补偿金及社保金是国有资产流失。尽管在一些国有企业退出中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但是不能因此而停止国有企业退出,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改革,而是应坚持规范的、渐进的国有企业退出。

转轨时期政府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

指出转轨时期社会主义政府之所以有必要“退出”，主要是因为政府如不“退出”，首先要承担很高的监督成本，其次难以避免因维持与国有企业的隐合约而承受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当“退出成本”低于监督成本和维持合约关系带来的长期利益损失时，社会主义政府的“退出”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在转轨时期，政府高退出障碍直接导致产业市场高退出壁垒。

企业退出战略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是维持公司可持续发展 ,而可持续发展不仅表现为量的成长 ,还表现在质的成长上。企业实施退出战略本质上应该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战略调整 ,它实质上是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一种 ,退出只是企业的向前发展的一种方式。笔者澄清了退出战略认识的误区 ,揭示了退出战略的实质 。

企业融资约束、退出与资源误配

在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融资约束通过两个渠道增加企业的退出风险:一是流动性约束;二是使用外部资金需要支付融资成本,这会提高企业退出的临界生产率,从而提高企业的退出风险。信贷市场效率的提高使得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迫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进一步,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确实增加了企业的退出风险;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增加,企业的退出风险加速递增;信贷市场效率的提高增加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风险,随着生产率的上升,企业的退出风险显著下降。因此,信贷市场效率提高会优化经济中的资源配置。

产品市场竞争、产权性质与企业退出——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2009-2014年沪深A股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退出关系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产权性质对后者的协同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层面,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退出概率越大;地区层面,市场化进程越低,企业退出概率越大;国有企业的退出概率高于民营企业,有政治关联民营企业退出概率高于无政治关联民营企业;面临退出风险的企业往往会得到更多政府补贴来满足正向盈余操纵的需要实现扭亏,从而延缓企业退出进度,且国有和有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盈余操纵水平高于民营和无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虽然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平均额度高于民营企业,但是消除规模差异后发现,民营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效用价值高于国有企业。

企业退出时机和退出障碍的浅析

文章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对企业市场退出这一行为进行阐述和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可以根据一些指标来判断企业是否应该市场退出,同时分析了一般性企业退出所面临的四大障碍,以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所提出的一些对策。

产业衰退期中企业退出的博弈模型分析

重点研究了采用博彝模型的方法产业衰退期间企业的市场退出战略行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研究的结论是,如果认为产业的衰退是短暂的,企业很可能选择留在行业里．反之,如果企业的决策者认为产业的衰退是长期的,则企业都会选择退出．而消耗战与企业退出博弈分析蛄论是,在产业的衰退期,企业为了争取留下来获得相应的利润而进行一场消耗战,最终失败的企业退出产业,胜利者留下来．

生产率差异和企业进入退出

文章测算了1999年、2003年和2007年三个时点中国12个主要制造业行业的进入企业、退出企业和在位企业间生产率的差异,结果发现: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都低于在位企业,退出企业平均生产率最低;进入企业自身存在异质性,最初生产率高的进入企业更可能存活。

汇率冲击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来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证据

本文运用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总署企业进出口数据库来构建企业层面的汇率暴露指标,并利用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来识别汇率冲击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引致的汇率冲击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提高了企业退出的可能性,汇率冲击能够解释部分企业的退出行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汇率冲击对生产率低的企业的退出影响更大,起到了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这表明汇率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发挥了作用。此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汇率冲击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企业融资能够缓解汇率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

“退出企业”也有金矿

退出企业不等于淘汰企业,存有大量的“金矿”需要挖掘,如品牌、人才、网络等。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