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退出权、组织稳定、组织效率——兼论合作社为什么难以成为我国当前农村经济的主流组织形态

经济组织是各类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一种较为规范与稳定的合作形态。如何保证经济组织的可持续与高效率,关键就是要在维护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自由退出权"与保持经济组织的稳定之间取得一个适度的平衡。因此,有必要对经济组织成员的自由退出权加以三个方面的必要限制:资本退出限制、人才退出限制、时间退出限制。合作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难以成为我国农村的主流经济组织形式,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合作社社员拥有太大的"自由退出权"。

自由退出权，企业效率与弱势利益相关者的保护——以大，中小股东为例

在现代公司运营过程中，随着资本多数决策原则的广泛普及，中小股东不能阻止公司决策的通过已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经常处于被大股东压迫、排挤的困境。因此，对中小股东权益进行保护逐渐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股东退出权作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提高企业效率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存续企业退出壁垒分析

存续企业是国有集团公司中未上市部分。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存续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依据非自由退出模型分析,存续企业的退出选择面临层层壁垒,负外部性大、退出成本高。因此着眼于存续企业的存续,谋求整个集团公司的协调发展才是改革的较好选择。

企业雇佣契约的性质研究

雇佣契约并不是简单的"自我执行"契约,而是基于可置信威胁由第二方强制实施的一种"私人秩序"。这使得"资本雇佣劳动"型的雇佣契约内会发生雇主对雇员通过"解雇要挟"而独占全部准租金的行为。尽管法律上"退出的自由"从形式上保证了雇员通过退出可以不受契约内不公正对待,但由于"退出的自由取决于对生产性资源处置权的私人控制",而雇员往往又不占有资本这一最重要的生产性资源,所以,雇员并没有实质性的退出自由,此时,国家与法律的适时介入,对于保证雇佣契约的公正性也必不可少。

论税收正义

税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在我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关于税收德性的认识,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税收幻觉"之中,即认为税收是善的。与之不同,西方民众和学者对税收德性的界定却是:即便税收不是一种纯粹之恶,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必要之恶。二者争论的焦点不是"税本恶"还是"税本善"的问题,而是税收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正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必要之恶论者虽然也认为税是一种恶,但坚持税收正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

农民专业合作社退社机制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一直以来都没能成为我国农村地区主流组织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员拥有太大的"自由退出权",这种不加限制的自由退出不仅会对合作社的整体稳定和效率造成危害,也会对其他存续社员和合作社债权人产生负的外部性影响。参照其他市场主体的内部管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在退社时进行财产、主体、方式等方面进行限制,有利于促进合作社的持续稳定发展。

健身房为什么要提供高价值、低价格的增值服务

20世纪90年代,健身行业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服务业态,即场馆不提供不必要的服务和装潢。在营业面积为1000~2000平方米的场馆内,经营者关注的重点是配备多种设备,而不是向客户提供多种锻炼方案,促进产品、服务、销售和配备大量的员工。由于管理费用较低,这些俱乐部可以收取更低的会费,以吸引用些希望加入和退出自由的会员。在10年内,这些品牌和俱乐部阳的数量激增,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和口强大的行业缝隙市场。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的法律问题探讨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本身存在着诸多棘手问题,矛盾突出地聚焦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民集体成员权资格认定存在立法缺陷;第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管理制度不健全;第三,农村居民住房建设规划设计不科学。建议设立农村宅基地专项指标定向投放制度,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自由退出机制,建立赋予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更多财产权制度,建立农民宅基地合理开发利用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