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检衔接下退回补充调查的应然定位与冲突化解

监察体制的改革,使得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转变为监察调查权。由于监察程序的独立属性,导致在实践中无法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退回补充调查存在案件所处程序阶段确认、强制措施的适用、辩护律师参与以及证据衔接等问题。退回补充调查是有效实现监检衔接的重要内容,宜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构建更为完善的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制度,从而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境,防范“监察中心主义”的发生。

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制度探讨

在出台《监察法》和修订《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补充侦查的内涵外延及有关结构都有了较大调整,故有必要重新辨析补充侦查的本质属性,建构监察体制改革下补充侦查相关制度和机制。新语境下,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自行补充侦查隶属检察机关侦查权范畴,而退回补充调查并非广义上的补充侦查,正确区分二者间的关系,制度设计上应将证明标准和执行证据裁判规则统一起来,程序上要依法应用补充侦查提纲、介入和指导自行补充侦查。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自行补充侦查和退回补充调查关系论纲

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不属于广义的补充侦查,自行补充侦查属于检察机关侦查权范畴。自行补充侦查和退回补充调查之间各有优劣,正确处理它们的关系应当注意二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和相互衔接。科学区分自行补充侦查和退回补充调查,积极充分和合理正确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退回补充调查沿用检察机关强制措施,补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应当有权获得律师帮助。

论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退回补充调查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办理职务犯罪案件,需要补充核实的,原则上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自行补充侦查,其法理基础为“监察独立说”。监察程序的运行要践行法律逻辑和政治逻辑。监察程序闭合、独立、自洽,其程序终端的处置方式也更具复合性和多元化。这些决定了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是两套不同的程序,两者运作机理不同,故将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回流到原程序处理更为周延和妥当。在这一理论统领下,退回补充调查的基本原则、适用情形以及相关流程得以构建。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书面要求监察机关补充提供证据、检察提前介入监察以及当事人权利保障等配套衔接机制也需作出相应的完善优化。

监检关系视野下退回补充调查与自行补充侦查

监察委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两者选择序位不清、自行补充侦查代替退回补充调查、退回补充调查时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存在困惑、律师难以介入退回补充调查等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既包括制度规定的残缺,也包括价值厘清的阙如,还包括检察机关对监察委制约手段的不足。为化解监检之间补查取证分工、配合、衔接和制约等难题,应科学厘定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的情形,遗漏同案犯时只能退回补充调查,退回补充调查时适宜沿用检察机关原强制措施,监察委补充调查阶段应准许律师介入,探索构建自行补充侦查机制,明确自行补充侦查的目的、原则和方式,防范监察中心主义。

职务犯罪案件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制度探究——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审查起诉阶段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涉及诉讼程序的倒流,同时也是监察机关与检察院刑事程序衔接的重要部分。《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对此仅搭建了基本制度架构,但该制度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犯罪嫌疑人面临来自监察机关与检察院的双重审查风险、犯罪嫌疑人权利规定不详和补充调查缺乏监督等问题。宜从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属性入手,明确适用条件、规范补充调查中监察机关和检察院的权力行使及增强对诉讼权利的保障,并加强程序监督,从而构建更为完善的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制度。

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制度研究——以程序倒流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增了退回补充调查制度以完善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衔接机制,但过于原则粗疏。与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相似的是,退回补充调查制度也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将不合格案件退回原办案机关继续查清事实、完善取证的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然由于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二元并立,两项制度本同而末离: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是有限的程序倒流,侦查机关仅能在有限的法定情形撤销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属于刑事诉讼程序,是不完全的程序倒流,监察机关无权撤销案件,只能将案件处理意见随案移送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的案件范围也应当包括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遗漏罪行或者同案犯的以及排除非法证据后需要重新收集的三大类;对被追诉人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不宜转变为留置措施;不宜剥夺或者限制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监检衔接研究--以补充侦查(调查)为切入点

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和《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监察委员会和检察机关的工作衔接也有了更明确的指导。但实践中仍不可避免的出现规定不明确、沟通不顺畅的问题,例如补充侦查(调查)这一程序环节,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为不断推动我国的司法改革,必须从权力视角厘清退回补充调查与自行补充侦查的关系,明确退回补充调查的应然式内涵,以便更加合理规范地运用补充侦查权。

监检衔接下的证据补充模式

证据补充模式的设立,是检察机关制约监察机关的体现。但是在实践中,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的相关细节不完善,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没有适用先例,证据补充模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其出路或在于,完善退回补充调查的相关细节,规范自行补充侦查的适用情形,赋予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的权利,强化检察机关自身的能力,让检察机关有能力通过证据补充模式来制约监察机关,落实监检两机关相互制约的原则。

《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与《监察法》有关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程序进行衔接。在《监察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的针对性修改是必要且紧迫的。《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围绕多个与监察体制改革相关的重要内容对诉讼制度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侦查”与“调查”相区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职能管辖划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程序构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中的强制措施转换等。《刑事诉讼法》的相关修改对巩固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加大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意义重大,但是也需要注意与已有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协调,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职务犯罪监检移送审查衔接机制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为切入点

移送审查制度是职务犯罪从调查程序转向司法程序的关键节点,监检在移送审查程序中的衔接顺畅才能保证处理整个职务犯罪的顺利进行。《监察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了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但规定不够明确,对于什么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退回补充调查,自行补充侦查何为必要以及具体如何运作都不甚具体。因此,在制度构建中应以人权保障作为基本理念,明确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的适用条件,在标准问题上应以《刑事诉讼法》为准据,充分利用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权来制约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