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要素报酬——来自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06年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及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加工贸易转型对企业劳动要素报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工贸易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且在加工贸易转型的次年尤为明显;技术进步效应、绩效提升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是加工贸易转型推动劳动要素报酬改善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东部沿海地区、受政策调整政策冲击较大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能带来更为明显的劳动要素报酬改善效果。此外,加工贸易转型程度越大、技术创新质量越高的转型企业,越有助于促进劳动者报酬的提升。着眼于进一步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改善国内劳动要素报酬水平、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应适当调整国内财税政策,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融入国内生产循环;推动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创新,促进行业内劳动要素优化配置。

出口退税、消费者福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及中国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畅通供需双侧循环,持续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出口退税对供给及外需侧的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对内需侧影响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利用2004—2021年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及中国地区层面价格与工资等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率上调会通过降低物价水平即降低消费效应和提高工资水平即增加收入效应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的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福利提升水平更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在其促外贸、扩内需的作用,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效果及提升对策

提升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效果是我国结构性减税背景下优化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安排的内在要求。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效果主要表现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及相关风险、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增长、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和劳动就业及收入水平等方面。进一步基于百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对留抵退税政策整体满意度较高,留抵退税对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和实现稳岗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种因素影响,留抵退税政策对于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有待彰显。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应当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设计与执行,多管齐下化解财政压力拓展增值税留抵退税空间,特别要有效防范增值税“回补效应”对享受留抵退税企业的负面冲击,同时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增值税税负压力。

增值税留抵退税促进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2018年留抵退税改革的证据

以2014—2022年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民营企业相比,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实验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留抵退税政策实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间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留抵退税政策影响因民营企业的规模、技术禀赋以及生命周期差异而有所不同,且对规模较小、非高科技领域、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民营企业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增值税留抵退税、财务柔性与企业创新激励研究

文章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论证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评估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增加了实验组企业的创新投入、通过影响企业财务柔性激励企业创新;从企业特征方面来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成长期企业以及存货周转率低的企业效果更为明显;同时,增值税留抵退税除了激励企业创新外,还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效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拓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适用范围、区别对待纳税主体等相关建议。

论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可诉规则之突破——以出口退税疑而缓退为切入点

税务机关在办理出口退税业务中如果发现纳税人有骗税嫌疑,则将开展疑点调查、暂缓出口退税。在实务中,税务疑点调查并无时限要求,导致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调查,形成事实上的疑而不退,而法院也大多以该疑而缓退行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而认定其不具有可诉性,造成纳税人无以救济的诉权困局。为了实质性化解疑而缓退的可诉性争议,宜针对“过程性行为”与“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的狭隘理解,将疑而缓退界定为“复合型过程性行为”,并对“实际影响”作出“权益增减变动型”与“权益限制型”的二元划分,并通过建构法定的暂缓退税时限制度,对税务机关施加法定时限这一程序限制,用以保障“权益限制型的复合型过程性行为”下纳税人在事实上的出口退税利益。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4年—2019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2018年作为留抵退税政策冲击时点,运用Stata18软件检验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留抵退税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二是企业的研发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在留抵退税政策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三是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对于大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在市场竞争程度大的企业、所在地法治化水平高的企业促进力度更大。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大对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完善统一大市场,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全面推进地方法治化建设,优化数字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政策、固定资产投资政策与留抵退税政策协调发力。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估测研究

选取2015—2021年上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ID双重差分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2018年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12类4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与提高主营业务专注度,对公司业绩有积极正向支持作用。这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为现行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公司提升经营业绩提供决策依据。

增值税退税实务:会计处理难点、应对措施及建议

高校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业务的会计核算在实务工作中仍存在较大争议。在具体处理中,需要会计人员首先区分高校增值税纳税人类型,从重要性、可靠性、实质重于形式及可比性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固定资产取得成本与退税事实,厘清退税业务的经济实质。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处理,以公允反映高校的财务状况和运行情况,以及预算收支的年度执行结果。高校会计人员需要提高职业判断能力,把握经济业务实质。同时,建议相关部门保持退税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及时出台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助力高校财务发展。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减税降费”的重要手段之一,即将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差额部分税款进行退还,进而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降低融资约束影响,有利于企业减轻资金压力。目前,有关增值税留抵退税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作用等相关研究文献较少,针对创新影响方面的文献则更少。鉴于此,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呈正向促进作用。

留抵退税能成为企业深耕主业的源泉吗?

本文以财税[2018]70号文对特定行业的留抵退税规定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挖掘留抵退税对制造业企业形成的政策冲击。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显著增强了制造业企业的主业盈利能力。机制检验表明,留抵退税会增加企业现金流,降低外源融资成本,直接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企业主业盈利能力。而短期内,实业投资和研发投入增大带来的成本负担会降低当期主业盈利能力。从长期来看,实业投资会提升企业主业盈利能力,研发投入的影响则不确定。此外,留抵退税对高留抵水平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企业激励效果更为明显。本文为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以及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了政策借鉴。

“留抵退税”新政对企业经营绩效分析与政策建议——以医疗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由于增值税税制的链条性设计,增值税的进项留抵税额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为遵循国际通行的做法,2018年以来我国通过实施并扩围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制度,以减少待抵扣进项税额占用企业自有资金问题,2022年又开始实施存量留抵退税政策。为验证该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实施效果,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 d),对92家医疗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若干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明显地提升作用。因此,留抵退税新政应进一步扩大其实施范围,进而不断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了吗?——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2014-2021年A股制造业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以验证。理论逻辑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企业的研发意愿增强,研发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制造业企业需要购进生产设备进行研发活动,而现金流的返还让企业不再担心会因为采购机器设备而产生大量的留抵税额;企业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的转变,也会更偏向于进行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在产权性质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仅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能力有激励作用;在成长速度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成长速度快的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产生了积极效果。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去杠杆”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探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杠杆操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杠杆操纵视角对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杠杆操纵动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对利用表外负债手段和会计手段进行的杠杆操纵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利用名股实债手段进行的杠杆操纵行为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主要方式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以及强化外部监督。文章不仅丰富了增值税留抵退税和企业杠杆操纵的相关文献,而且为评估税收政策改革效果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审计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增值税留抵退税改变了审计工作的内容和环境,对于审计工作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基于《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文件设立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增值税留抵退税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够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优化公司治理水平来提高审计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对审计质量的正向影响在大规模事务所、民营企业以及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中发挥更明显的作用。研究结果拓展了增值税留抵退税带来的审计后果,为注册会计师合理应对留抵退税带来的工作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寻求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显著存在,该激励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得以实现。此外,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披露水平。对处于弱行业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本文探讨了政策激励下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税收激励与企业新增投资:来自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证据

有效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减税降费激励企业投资意愿对提振市场信心和扩大国内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新增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新增投资规模,并且这种效果在受到融资约束更为严重的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向企业注入流动性的直接效应和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间接效应扩大企业新增投资规模。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不仅提高了企业新增投资规模,同时还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

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应--兼论企业融资情况与创新行为的变化

出口退税是稳定国际循环、推动“双循环”格局发展的重要政策抓手。本文基于2008-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2009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对企业出口销售的影响。结果表明,此次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使企业出口销售额提高10.3%,获得的出口退税资金增加4.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企业更有激励增加出口销售,以获得更多的退税资金。并且,随着所获出口退税资金增加,企业获得的外源融资和研发投入均相应提高。因此,可以适当提高对部分重点行业的退税率,从而在外部冲击频发与新发展格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