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后无法律根据:退税请求权的困境与突破——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修改为线索

嗣后无法律根据的退税之所以陷入同案异判的困境,根源在于我国落实退税法定原则时,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均存在制度漏洞。鉴于嗣后无法律根据主要因税法与民法交替调整而产生,《税收征管法》修订应充分借鉴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在税法与民法典衔接方面所积累的立法经验,重构溢缴退税制度以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股权转让价款调减视域下退税请求权证成的逻辑理路——基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双向检视

因股权转让而取得的收入需要缴纳所得税。而在股权转让收入得到确认乃至完成税款缴纳义务之后,合同双方经过合意调减股权转让价款能否对已经确认的收入进行调减,以及能否使得纳税义务人享有向税务机关请求退还相应税款的权利,这在现行税制下并无明确规定。若拘泥于税收法定原则,且囿于个人与企业对收入的确认采用不同核算方式,个人通常无法享有退税请求权;企业唯有在价款调减合意发生于不同纳税年度时,才有审视退税请求权是否存在的必要性。故而,为消解法理与情理的扞格,需要运用实质课税原则导引出纳税义务人的退税请求权,以求税法规范评价结果与规范目的相契合。

论退税请求权的司法审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的实体与程序

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保障,退税请求权创设了纳税人就多缴、误缴的税款向税务机关请求返还的权利,其实体定位为假借民法概念的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以发现多缴税款情形的不同主体进行区分,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若当事人发现,需在纳税三年内请求,且可以主张利息;若为税务机关发现,则无时间限制,却不支持利息返还。此区分缺乏正当性,需结合不当得利理论进行再类型化。除故意超纳的情形外,税务机关均需返还利息,纳税人应在三年之内主张的时间限制是诉讼时效,但可归责于税务机关的退税情形不在此限。退税请求之诉属于行政诉讼,但需要结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参考民事诉讼规定对《行政诉讼法》规则进行改造。在证明责任问题上,纳税人需证明“对方受利益”“己方受损害”这两个要件,而税务机关应承担证明征税行为合法的责任。

纳税人税收返还请求权研究

首先列举我国税收返还请求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七个真实案例,继而展开分析案例背后的相关法律问题,同时介绍域外的相关规定,提出可供借鉴的经验,最后对于我国纳税人税收返还请求权的规定及实践中如何运用和解释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建议,分别从明确税收返还请求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细化税收返还内容的规定,完善纳税人税收返还请求的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从而更好地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从税收优惠到权益普惠——我国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退税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营改增'改革的基本完成,现行增值税法制度的继续完善和国家要求的进一步减税减负成为当下财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依据现行增值税法制度,如果非从事出口业务的纳税义务人到了当期期末仍然有大量未抵扣的进项税款,基本仅能留待下期继续抵扣。通过完善增值税法律制度,赋予全体纳税人就增值税期末进项税款未抵扣部分请求退税的权利,让退税从目前个别适用的税收优惠变成权益普惠,让纳税人自行选择或抵或退,以大幅提高纳税人资金流转率,减轻企业因为进项税款占用流动资金的负担,进而减轻纳税人增值税征收中的负担,同时也能实现我国增值税法律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全面落实纳税人应当享有的税收返还请求权,体现增值税的消费税本质特性。

我国增值税出口退税相关问题研究

实行增值税出口退税已经是目前世界上实行增值税制度的国家采取的通用做法,对于促进该国产品出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5年以来,中国实行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制度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制度仍然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文章分析了中国增值税出口退税制度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虚增利润型退税争议之厘清

对于纳税人因虚增利润而多缴的税款能否退还,各方一直存在争议。部分案件中,税务机关同意退税,看似符合《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实则不然。《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作为退税核心规则,适用范围有限,主要适用于部分合法情形。而纳税人虚增利润所导致的多缴税款,因其非法性质,而不适用第五十一条,且无法参照既有案例适用合理性原则予以退税。究其原因,在法理层面,纳税人虚增利润而多缴的税款构成公法上的不法原因给付,故应排除给付人的退税请求权。在此种情形下,不予退税契合税法宗旨,有利于强化诚信纳税,维护税收秩序,震慑资本市场的非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