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认定及退赃退赔疑难问题探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和退赃退赔责任认定是司法实务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对常见的如重复投资和吸收本人资金是否计入犯罪数额、退出违法所得和退赔责任如何区分、能否以本人投资抵扣违法所得和罚金等疑难问题,通过梳理法律、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对重复投资应以是否有资金再次投入情况确定是否计入犯罪数额,吸收本人资金应计入犯罪数额,对退赃退赔应以主从犯为主、犯罪层级为辅确定责任,对投资抵扣问题,在涉案资产分配是国家权力决定背景下,行为人本人投资不能直接抵扣违法所得和罚金,但主动放弃资金清退可以获得从轻处罚。

中外退赃模式比较:兼论我国应建立大规模退赃制度

由于我国对退赃制度没有设定具体的操作程序,导致退赃情况比较混乱。我国已经签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我国法律关于犯罪资产追回机制方面的规定,与该公约的规定有很大差距。借鉴外国有关退赃制度的成熟模式,参考该公约的有关具体规定,改革、完善我国现有的退赃制度,对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公安机关“追缴赃款赃物及退赃”措施的法律分析

赃款赃物的性质只能够由国家授权的特定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决来确定,这是认定赃款赃物在程序上的决定性要件。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不能够称其扣押或者调取的物品为赃款赃物,追缴赃款赃物更是荒谬,因为其本身没有法律依据。针对“赃款赃物”及其追缴措施,应当通过完善刑事诉讼法、制订有关司法解释来解决和完善。

刑法中退赃制度的重构——基于境外追赃实践的思考

在境外追赃中,劝缴是值得重视的方式,劝缴的成功离不开国内追赃制度的配合。我国目前的退赃制度地位不明确,一般情况下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个别情况下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因此,实践中退赃制度的运行并不顺畅,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从刑罚制度的时效性着眼,可以从责任和政策方面论证退赃从宽处罚的现实价值。重构退赃制度,应将退赃作为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在刑法总则中予以规定。可考虑对退赃主体、时间、要素、量刑等因素进行具体规定。

我国退赃制度之立法检讨与重构设想

立法高度抽象化、认定主体多元化和奖励机制随意化是当下退赃立法失范的重要因由。这种结构性缺陷最终会导致功能上的障碍,造成司法不公,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长期博弈的结果。要建构一种合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退赃制度,我们必须秉持一种科学的、合乎法治的理性精神,尽快完善退赃立法,以合理定位退赃的认定主体,正确处理退赃与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之间的关系。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退赃退赔行为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侵财型犯罪中的退赃退赔行为的量刑规定,由于未能区分退赃退赔"量"的不同所对应的刑罚"质"的差异及刑罚裁量的酌定化,无法激起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退赃退赔的积极性,难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加之对涉及财产判罚执行力度小,办案机关重视程度不够,"判罚空置"现象严重,往往案结难以事了。应以认罪认罚制度改革为契机,从实体和程序双重角度出发,根据退赃退赔行为的不同类型,重新审视退赃退赔行为的刑法评价,构建符合侵财型犯罪特征的从宽处罚路径,努力实现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良性循环。

关于违法“追缴赃款赃物及退赃”的法律分析

公安机关违法追缴赃款赃物及退赃的现象源于对赃款、赃物的曲解,源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其职权不够清楚,另外,还源于《刑事诉讼法》本身的不足以及公安民警的一些错误的传统思维和办案习惯。杜绝公安机关执法中的违法现象,有多种积极的措施,即应努力转变观念,弥补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等。

我国共犯退赃模式的理性建构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规定的共犯退赃模式必须达到“明确化、法定化”的标准。我国现行刑法中共犯退赃模式的理性缺失,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本就是人类社会长期博弈的结果。而要构建一种合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共犯退赃模式,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刑法调整中,准确界定共犯退赃的标准与方式,并正确处理共犯退赃与定罪、量刑的关系。

我国退赃制度之立法检讨与重构设想

立法高度抽象化、认定主体多元化和奖励机制随意化是当下退赃立法失范的重要因由。这种结构性的缺陷最终会导致功能上的障碍,造成司法不公,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要建构一种合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退赃制度,我们必须秉持一种科学的、合乎法治的理性精神,尽快完善退赃立法,以合理定位退赃的认定主体,正确处理退赃与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之间的关系。

落马前退赃，玩的啥“花样”？

近日，四川屏山县法院审理了该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原局长廖承金滥用职权帮煤企骗取1100万元奖补资金．并受贿20万元一案。尽管收钱一年后，廖承金退同了贿款．但法院仍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

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挪用资金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定了特殊法定从宽情节,符合实务界与理论界对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的共识,延续了在刑法分则中设立特殊从宽条款的立法模式。其与贪污罪、受贿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量刑条款形成了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以积极退赃退赔行为获得激励性从宽待遇。它体现了我国重视的被害人损害直接恢复,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在协调,符合我国刑法体系的内在要求。退赃退赔激励性情节的结构以积极退赃退赔为核心,以提起公诉前为时间要件,在适用时考察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和挽损效果以选择从宽幅度;符合犯罪较轻前提条件的可以适用免刑。贪污罪、受贿罪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规定更为严格。

让退赃成为破获侵财型案件的句号——专访衢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黎伟挺

衢州市公安局自去年出台《县级公安机关侵财案件侦防工作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以来，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把追赃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狠抓落实，强化责任制，且效果显著。就此．观察记者采访了衢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黎伟挺。

建议对“退赃减刑”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刑事政策。司法实践也证明,这是一项正确的、成功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它对于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发挥了巨大威力。尤其在当前办理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中,更有其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刑法》对退赃从宽处理的问题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

退赃对刑罚适用的限制

退赃能够反映犯罪人的主观悔罪表现,能够限制刑罚的适用,在适用刑罚时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这种限制力表现在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在运用退赃限制刑罚适用时应当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退赃行为,对之分别适用不同的刑罚,并且充分考量退赃的外围因素。

从贪污贿赂及退赃角度看《唐律疏议》中的六赃犯罪

"六赃"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概念,唐代的六赃犯罪法律规定繁杂、法律理论发达。本文通过《唐律疏议》中关于六脏犯罪的阐述,从贪污贿赂及退赃角度看当代中国贪污贿赂犯罪退赃制度的规定,指出现行法律退赃制度的缺陷并提出完善意见。

退赃账号与反腐找关系

有学者在做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时,提出了“采取特别方略惩治腐败”的建议。据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特别方略”即是指“设立全国退赃公开账号”,其主要目的和价值,照该课题研究者的话说,“就是使腐败‘呆账’消失在‘静悄悄的革命’之中”。(《三湘都市报》2001年10月17日)据了解,目前已有浙江、江苏、江西、辽宁、云南、深圳等20多个省市设立了与“全国退赃公开账号”有同工同曲之妙的“廉政账户”或“

还有多少人退赃升官?

不久前，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纬先生，在长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廉署对腐败零度容忍，就算有人贪一块钱也不行。当地始终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贪污是一种高风险、低收入、低成果”的罪行。

众学校领导听完廉政课排队退赃

日前，重庆市万盛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敖川率全院党组班子、职务犯罪预防科及控告、申诉检察科负责人来到万盛区教委，为34所中小学的书记、校长和区教委机关干部80余人上了一堂廉政警示教育课。一堂教育课后，该区20多所学校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主动向检察机关进行问题申报，排队退还违法所得11万余元。检方将根据自首和立功情况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减轻、从轻处理。经调查，申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辅资料采购、工程维护、基建等领域。

《刑法修正案(九)》背景下的贪污贿赂退赃问题研究

时下,中央对贪腐问题惩处力度不断加强,《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中的职务犯罪也做出了相应修改。本次修正案在刑法贪贿罪名的司法解释中,新增了"积极退赃"的量刑情节。这促使了贪腐分子认罪伏法,提高了贪贿案件的审理效率,推动了法治建设,维护了司法公正。但是,为了防止适用上的混乱,必须厘清其与"及时退还、上交"的联系与区别,明确关于退赃的细节性问题,确保该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