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前社会治安中的适度犯罪问题

犯罪现象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必然结果,它的存在是客现的。采用一定的手段,将犯罪行为控制在一定数量和危害程度以内,从而在总体上确保社会的稳定和良处运行,是社会治安工作的目标。

当代中国犯罪化的基本方向与步骤——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主要视角

刑法立法应当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违法犯罪状况相适应。《刑法修正案(九)》基于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采取增设新的犯罪、扩充犯罪构成要件和取消对多个犯罪的免除处罚规定等方式,积极地进行了犯罪化立法。综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和刑法立法水平的提升程度,未来我国刑法立法应当继续坚持适度犯罪化的方向。在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前,我国刑法立法总体上需要坚持以犯罪化为主的立法策略。之后,我国刑法立法的犯罪化之路将可能发生转向,走向以立法稳定和立法逐步非犯罪化为主的发展方向。

社会生态视阈下的犯罪控制问题分析

在任何社会生态中犯罪的发生和存在都具有客观必然性。如何有效地打击犯罪,保持整个社会生态的平衡,"犯罪常量"与"犯罪的趋光现象"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有效途径。利用"犯罪常量"与"犯罪的趋光现象"原理研究和打击犯罪,努力把握犯罪控制适度性原则和犯罪空间预留原则,就能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生态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篡改志愿行为的刑法应对研究

通过对历年篡改志愿行为的追踪显示,篡改志愿的行为已呈频发之势,但现行法律规范对篡改志愿行为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即使是"后盾法"的刑法似乎也并没有构建起最后一道坚实的防线,因而有必要检讨现行刑法在应对篡改志愿行为时的缺陷与不足。对有较高社会风险的篡改志愿行为,应该通过刑法修正的方式适时对其单独成罪,这既是刑法修正的有的放矢的一种体现,也符合当前适度犯罪化的社会保护理念。

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下的刑事立法谦抑性研究

西方国家“严而不厉”的结构模式使得刑法的处罚范围相当宽泛,在反思刑法万能主义的背景下,谦抑主义理念应运而生。刑法谦抑主义传入我国后,其与我国“厉而不严”的结构模式相当匹配,因而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实现了本土化。世界各国相继迈入刑事立法活跃化时代,我国不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应立足本土法治环境,坚守谦抑主义走适度犯罪化道路,具体路径如下:刑事立法若将某种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必须坚守谦抑主义“最后手段”的基本要求;刑事立法若因某种新型违法行为创设新罪,必须事先满足穷尽原则;刑事立法若创设新罪,应对构成要件作类型化描述,避免采用过于具体化的表述方式。

论积极主义刑法观

中国当下刑事法网划定的总体趋势仍是适度犯罪化,与此相适应,刑法介入社会生活也应该更加积极一些,采纳积极主义刑法观。积极主义刑法观既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情势变化相关联,也部分地得到了立法实践的印证,还和刑法谦抑原则不冲突。与功利主义刑法观、常识主义刑法观、民生刑法观、实质刑法观以及刑法家长主义等各有不同,在罪刑法定主义的总体框架下,积极主义刑法观强调尽可能实现刑法在个案处理中的妥当性、合理性,逐渐培植刑法的权威。需要承认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刑法独立性思想。判断立法上的犯罪化是否"适度"需要从刑事政策上宏观把握,而判断司法上的犯罪化"适度"与否,则需要落实到阶层式犯罪成立体系各个阶层的具体解释中。

中国刑法立法晚近20年之回眸与前瞻

97年刑法典颁行以来,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一个立法政策由单一从严到宽严相济、立法数量由少到多、立法内容由单一到综合的过程。我国刑法修法总体上坚持了刑法修正案模式,刑法立法的民主性得到了较大提升,刑法立法日趋科学,刑事法网愈加严密。未来我国刑法发展应当坚持理性的立法观,合理回应重大社会关切,坚持适度犯罪化与适度非犯罪化相结合,坚持刑事制裁的轻缓化与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在立法模式上,我国刑法立法应当继续坚持统一的刑法典模式,适当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职权,实行相对严格的法律案三审制,并进一步完善刑法的结构、制度和立法技术。

平衡思维与刑法立法的科学化

刑法立法本身不能追求绝对和片面,而应该寻求一种平衡。中国刑法立法平衡的基本方向是:回应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所带来的规范需求,在积极主义刑法观的指引下,严密法网,宽缓刑罚。具体展开上,这种平衡包括平等和均衡两个维度,并且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由于未能很好贯彻平衡思维,现行刑法立法以及刑法修正过程中,仍旧充斥着各种不理性、欠科学的立法实践。要实现刑法立法的科学化,就需要在入罪问题上保持必要性与可行性间的平衡,其中,必要性的问题是首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