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外民事“适当联系”规则的法教义学分析

我国涉外民事“适当联系”规则始于司法实践,而后为立法规范所确认。202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三百零一条和第三百零四条分别为“适当联系”规则的特殊地域管辖规范、否定外国法院管辖权规范和境外生效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上述“适当联系”规则的三个条文在适用上存在标准模糊、尺度不明等内在风险,可能会引发法官职权过度扩张、侵害当事人权益及破坏现有规范体系的统一性等外在风险。在涉外纠纷“联系论”下,我国新设“适当联系”规则介于实际联系原则和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应当弹性把握。在援用“适当联系”规则时,应根据所援引条文的不同在适用要件和适用范围两方面作出限制。藉此,针对不同类型的涉外民事纠纷,仍需进一步细化类型,并以必要管辖权作为合目的性的兜底适用。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中的适当联系原则:理论阐释与适用路径

202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2款确立了基于“适当联系”的涉外民事诉讼管辖原则(下文简称适当联系原则)。这一原则源自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实践。“联系”是现代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理论的重要考量因素,适当联系原则符合国际法与国际主流观点。基于现有立法与相关案例,适当联系原则既不同于以扩张管辖权为目的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也不同于非以扩张管辖权为目的的必要管辖权制度,是具有谦抑性和适度扩张性的涉外管辖原则。适当联系原则体现了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灵活化的发展趋势,回应了中国扩大涉外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需求,对涉外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适当联系原则不仅可以如已有的司法案例所示,适用于确定涉外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的管辖权,还可以在涉外反垄断诉讼中作为确定管辖权的兜底条款,在反制裁追偿诉讼中亦可适用。适当联系原则与平行诉讼规则的交互作用可以实现在扩大法院受案范围的同时,避免增加国际管辖权积极冲突的风险。

涉外法治视域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研究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引入了“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开启了我国适度扩张人民法院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新时代。“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不为国际法禁止,亦回应了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基础的变迁,从而构成其作为中国主体性涉外法治话语的正当性依据。在涉外法律体系建设中,“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具备替代国内民事管辖规则的类推适用、供给与国内法域外适用条款相衔接的司法管辖规则以及填补必要管辖权功能空缺之体系效应。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出发,“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的适用,应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厘清联系标准的认定,并利用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法律制度对其合理限缩。作为我国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妥善实施“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不仅有助于维护本国民商事利益,也是参与民商事争议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

国际私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浅析

民商法是国际私法的基础,而最密切联系原则则是当代国际私法的核心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在客观上绝对存在着一个“最适应”的法律与之相适应。在这一理论基点上,本文对其本质加以探讨,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和逻辑的方法,揭示国际司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深化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认识。

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追偿诉讼是我国反制裁法律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兼具司法救济和法律威慑功能,充实了我国开展对外斗争的“工具箱”。不过,我国追偿诉讼制度的配套规则衔接尚不完备,在实施过程中将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予以妥善应对。在追偿诉讼与行政执法程序的衔接方面,应明确采取法院直接受理模式,并加强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协调,确保两者在反制裁法律法规适用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性。在人民法院管辖权的行使方面,《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出的“适当联系”条款蕴含着保护性、防御性和竞争性理念,有助于填补我国法院在追偿诉讼中可能面临的管辖空白,应当在立法中予以确立。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可考虑加强同其他受美国单边制裁影响的国家的司法合作,在双边或多边层面上加强追偿诉讼判决的跨国承认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