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格犯的特征与机能初探——兼论危险犯第三类型的发展谱系

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的适用难题体现出抽象危险犯类型化理论与现实危险状况之间存在预设逻辑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这是由作为传统危险犯两分法逻辑基础的对危险属性的认识错位和分类标准缺陷所致。在推定行为危险的抽象危险犯与独立判断具体可察危险状态的具体危险犯之间,还存有需立法抽象规定与司法具体考量相结合来判断具体行为危险性的第三危险犯类型。适格犯理论对我国刑法有重要借鉴意义:一方面通过形式意义上的适格犯更合理的架构了"足以"犯判断标准;另一方面通过实质意义上的适格犯为规定"情节严重"和"情节恶劣"的危险犯提供了具体的解释方法和判断基准。

轻罪立法对危险犯体系的影响——兼论第三种危险犯的引入必要性

《刑法修正案(十一)》反映出后劳教时代以轻罪入刑为主线的立法趋势。当前刑法中的大部分轻罪属于危险犯,这并非巧合,而是由积极刑法观和法益保护早期化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导致的。随着危险犯在具体适用中频繁出现争议,理论和实务都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一个能兼顾二分法理论逻辑性和刑事处罚实质合理性的危险犯体系。介于原有两种危险犯中间的准抽象危险犯,在拟制危险的基础上增加对行为性质和程度的实质审核,或能解决当前的司法适用困境。

法益理论与新形式犯罪类型

传统观点通过需罚性等级将犯罪分为实害犯、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这样的分类和法益理论是直接相关的。但是,在交通犯罪以及环境污染犯罪等领域内,新的刑事立法修正了这样的犯罪三分观点,学界不得不承认适格犯、累积犯、预备犯以及无法益犯等新形式犯罪类型。这种犯罪类型的不断扩张会导致刑法批评的稀释以及刑法分析的细致化,但是这种犯罪类型学的扩张随之也会使法益理论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以及导致不得不承认更多混合形式的犯罪类型等问题,这些问题冲击了犯罪类型学原有的规范功能。

风险社会与刑事立法

以刑法作为风险的管理与控制工具,若无法划出合理性的界线,极可能轻易以"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为名,终对"自由"形成危险。本文将针对风险社会下的风险/预防/象征刑法提出批判,并介绍"适格犯"的概念,作为具体化限制行为犯的解释学方法。透过"足生损害"的构成要件要素运用,一方面可以避免结果犯在证明上的困难,以实现立法目的,另一方面亦可透过对行为应具备特定危险特征的适格性要求,避免行为犯的过分罗织。

“足以型”故意高空抛物危险判定教义学分析——《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第5条评析

公共安全是安全感法益背后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足以型”故意高空抛物不具有独立成罪的充分理由,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其性质上属于适格犯,而不是具体危险犯。危险的判定需先确定判定的材料、判定的时间以及判定的标准,再结合故意高空抛物的核心要素进行判定,即危险必须具有公共安全指向性、危险结果的严重性必须考虑危险等级性以及危险必须具有高度盖然性。

限缩抑或分化:准抽象危险犯的构造与范围

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失当和具体危险犯司法认定异化是传统危险犯两分法无法克服的弊端。准抽象危险犯是在对抽象危险犯限缩解释过程中发展出的新型危险犯,主要包括适格犯、累积犯类型,"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行为客体、尚未出现具体危险状态"是其构成特征。中国刑法中的准抽象危险犯包括适格犯和累积犯,具有限缩处罚范围的机能,其中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部分足以型犯罪属适格犯,污染环境罪和非法处置进口废物罪属累积犯。除此之外,我国刑法中的传统抽象危险犯只剩下实质预备类犯罪。

危险犯的第三类型探析

梳理德国学者提出的'抽象—具体危险犯'、'具体危险性犯'、'足以犯'、'一般危险犯'等理论,可以发现德国刑法界在探讨抽象危险犯和危险犯之间的中间形态方面路径不一,但呈现逐趋深入,且紧扣司法运用可操作性的特点。比如霍伊尔提出的'足以犯'形态,要求具体考察行为的危险性,具有实质内涵,可以超越'足以'字样的形式限制而运用于法条中不带此字样的罪名。芝祥提出的'一般危险犯'理论以区分作为外部状态的一般危险程度为界定新类型的依据。这些学说给中国刑法语境下探讨危险犯第三类型提供了有力的启迪。借鉴德国学者的思路,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刑法中构造出新的危险犯类型,且能以此解决逻辑推导以及司法运用上的难题。新的类型同时也是满足法律方法论中类型理论的相关标准。

抽象危险犯概念的再思考

抽象危险犯是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一个“引入”的概念,我国对抽象危险犯的集中讨论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理论研究需要一定的消化期,这就导致在危险犯及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认识上存在模糊与争议,对概念认知的不足直接带来司法适用中的诸多疑虑,加之抽象危险犯在立法中呈现增加趋势,使抽象危险犯定义的再思考成为必要,主要包括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理论发展、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区别与关系、抽象危险犯的“危险”等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