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配置论视阈下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规制当事人在案件事实形成之后独立实施的违法取证行为。与权益损害型非法证据的排除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在我国已基本达成共识不同,违反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秩序破坏型非法证据的适格性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国家已经充分保障当事人可以通过不违反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方法收集相关证据的,对秩序破坏型非法证据应当采取绝对排除立法模式。国家无法或者尚未充分保障当事人可以通过不违反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方法收集相关证据的,对秩序破坏型非法证据应当采取相对排除规则,即在“潜在证明利益”与“遏制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排除相关证据。

证据的适格性探析——以民事证据为视角

证据的适格性是判断诉讼中的某项证据是否具备法定资格的依据,其判断标准是合法性和关联性,其作用是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并为进一步对进行证据证明力的评价和判断提供必要前提。证据适格性虽与英美法中的证据可采性属于同一范畴的概念,但实质内容并不完全等同。

试论电子证据的证据适格性

证据的适格性,又称为证据资格,证据能力。通常被称为是证据资格。本文从世界两大法系对待证据适格性的态度着眼,从我国学界对证据适格性的通说认为的三个标准: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探讨我国目前立法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证据适格性的看法,以期完善我国在证据适格性的立法实践。

调解衍生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适格性研究

调解衍生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适格性认定关涉调解制度内在价值的释放、证据能力规则的完善以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一方面,基于调解衍生证据本身的低关联性和公共政策等因素的考量,应当建立相应的证据排除规则限制其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另一方面,不同证据的来源背景、证明价值与证明对象有所差别,为防止调解程序被异化为掩饰证据或阻碍发现真实的工具,也需要注意“适当”这一尺度,合理界定证据排除的范围。具体而言,可以根据不同证据类型进行场景化分析,包括对特定条件下“为调解准备的文件”“民事调解中的自认”“调解协议”“调解员的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限制及其例外规则。

证据适格性与证据排除:三大诉讼间的比较与检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适格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本质意义上讲,凡是在法律上被认为丧失或者欠缺证据适格性的证据,都应当在诉讼中受到排除而不得使用。诉讼的最终裁判结果所体现的公正性应当以程序正义为基础,而程序正义则包括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即为法律所允许的证据表现形式或者证据方法、取得有关证据资料或者信息来源的手段、方法以及法院在庭审中所采取的证据调查方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这些均为程序正义所能够延及的空间与领域。反映在三大诉讼证据制度上,证据适格性与证据排除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并且差异往往要大于共性。

视听资料的合法性界定

由于视听资料具有其他证据形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现代法治社会中,当事人依赖它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讼呈不断增加之势。尽管它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审判实践中被法官采纳的私人制作的视听资料却极为有限。本文旨在对视听资料的合法性进行界定,以期扩大视听资料被采纳的范围,从而让它能更好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服务。

民事证据排除裁判及其效力

证据排除纠纷的主体是当事人,当事人对于解决这种纠纷应当享有处分与主导的权利。因此应当给予当事人以基本的听证保障,构建起正当的证据排除程序。而合适的裁判形式的选择也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法院职权的顺利行使。中间判决是适合于民事证据排除的裁判形式。民事证据排除裁判具备争点效。应当在我国构建合适的证据排除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