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视野中的适用性刑法解释论

诠释学本体论揭示了理解、解释、应用属于人此在存在的基本结构,人的存在本身处于理解与解释之中。诠释学对刑法解释的影响体现在具有价值判断的刑事法官主体地位的回归。刑事法官主体地位的确立将导致主体价值渗透到适用性刑法解释中,形成了“逆向裁判”思维,这种思维与刑法方法论之间具有价值关联。作为实质判断的前理解始终影响着解释结论与处罚必要性的判断。当司法解释难以在个案中维护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以及其本身须要再解释时,适用性刑法解释的意义得以彰显。促进刑法解释从“学理型解释”向“法官适用型解释”转型是通往个案公正的重要一步。

反思我国刑法解释的范畴及其体系——以刑法解释的效力层次为视角

刑法解释可分为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又可分为规范性刑法解释和适用性刑法解释;非正式解释又可分为刑法学理解释与刑法任意解释;规范性刑法解释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法条文作出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解释,分为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适用性刑法解释,即法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行使刑事司法权,结合具体案件针对刑法条文作出的对相对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刑事司法立场下的检察解释权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存在着解释主体二元化问题。作为一种权力属性,检察解释权与审判解释权应当是一致的。检察解释权的完善更有助于司法解释权的合理配置,刑事检察解释应当限制立法性的司法解释,扩大个案的适用性解释,并最终过渡到案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