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于悖论夹缝中的行政规范冲突选择适用权——兼议《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的制度缺失

有人认为效力位阶与适用规则的规定直接给与了执行机关规范冲突的选择适用权,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冲突选择适用权子权力形态与整体的界限;偷换了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问题的概念。行政规范冲突选择适用权存在于悖论的夹缝之中,需要在分析其完整样态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考察其行使的可能。《公务员法》关于“违法命令不执行”的规定扩展了规范冲突选择适用权的空间,可也存在着一些缺失,会带来某些困境,可以从法理上探讨改革的可能与路径。

民事诉讼中法官法律适用权解析与重构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行使审判权之方式为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这看似简单的逻辑涵滠过程,却蕴含了复杂的要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契合。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厘清要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界限,将有助于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权责范围的清晰划分,实现程序公正。

论我国法律规范冲突及其解决——基于《立法法》中法官“选择适用权”的分析

转型中国,法律规范冲突(法律冲突)对法治建设的影响愈加显著。在"司法中心主义"的要求下,此冲突也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立法问题而具有了更多的司法面向。此时,法官如何行使其"选择适用权"就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冲突解决路径。区别于传统的立法方式,该路径以法律思维为引导,强调具体案件裁判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避免法官恣意积极探寻解释活动的适用规则和标准。

规章与合同冲突 员工有选择适用权

我与公司的劳动合同约定我在公司的岗位为办公室文员，且明确“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得改变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近日，公司由于经营方向和岗位调整，要将我调去20公里外的仓库担任主管，我以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发生变化为由予以拒绝。

论法官在法律规范冲突中的选择适用权

2003年底，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审理一起涉及《河南省种子条例》与《种子法》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民事案件，引起了当地人大的强烈反应和法律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甚至一度成为一些国外专家谈论的热点。

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是实现宪法监督的关键——英美法系司法审查权的启示

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监督权,通常由普通法院和专门机关来行使,这些机关均享有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宪法监督主体享有宪法解释和适用权是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关键和保证。

论法治视野下刑罚权适用的理性限制

刑罚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带有扩张性,它的恣意适用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无论是从社会正义和人权保障,还是司法成本的高消耗性上法治社会都要求对其进行理性的限制。在理性限制的过程中必须坚守宪法精神的指导、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接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肘。

《立法法》中法律适用规则与《行政诉讼法》第63条的关系之辩——“鲁潍盐业公司案”的再思考

学界关于《立法法》中法律适用规则与《行政诉讼法》第63条存在冲突的有关阐述源于将二者视为平行共存的法律适用规则。然而,基于对《行政诉讼法》第63条立法沿革和文意的考察,《行政诉讼法》第63条本质而言是适用依据条款,解决的是某一规范是否具备作为认定诉争行政行为合法性依据的资格问题,而非多规范场域下的适用规则问题。“适用资格问题”是“适用规则问题”的前提,法律法规当然具备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资格,规章、规范性文件具备作为审理行政案件依据资格的前提在于通过法院的合法有效性审查。作为法律的上位法宪法目前并非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法院若是认为适用的法律抵触了宪法,法院不得选择适用,而应当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论文物保护利用的物权适用问题

文物保护利用作为《文物保护法》等行政法规的规制领域,在《物权法》公布实施之后,文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等权能如何在物权领域适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理论课题。本文主要结合文物保护利用的实际工作,探讨文物保护利用的物权适用问题,厘清文物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具体内容。

先用权适用研究——兼评逄某诉哈尔滨某药业公司侵犯专利权案

先用权理论有效地平衡了先发明人和先申请人的利益。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审判中,先用权适用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先用权的界定和适用仍然存在分歧。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清晰先用权适用相关问题在法学教学和司法实践中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行政许可权之法律分析

行政许可权是贯穿行政许可制度始终的一条主线 ,是行政许可制度发挥效能与作用的核心。行政许可权在性质上属于执法权范畴 ,是行政许可主体将有关行政许可权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行政事务相结合 ,并付诸实施的权力 ;在内容上由行政许可适用权和行政许可监管权两大部分构成。适用权可分解为受理权、审核权和决定权三种 ,监管权则主要由检查权、中止权、变更权。

人民陪审员两权并行到两权分离嬗变的思考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实现司法民主。现有制度中人民陪审员事实认定权与法律适用权的两权并行使得人民陪审员难以实现权能匹配,由此引发制度的功能异变。制度功能价值实现的现实需要倒逼参审权结构改革。在事实审与法律审区分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借鉴宁波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的有益探索,构建"两权适度分离"的权力组合结构。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主体缺位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了以保护死者人格和与死者人格有利益关联的生者为根本目的的立法观念,由死者的近亲属提出保护请求。但实践中,死者人格利益受损后存在如下情形:一是死者没有法定范围内的近亲属;二是死者虽然有法定范围内的近亲属,但其不行使请求保护的诉权。这两种情形下,都可能存在死者法定近亲属范围之外的法律主体,遭受到与死者近亲属相同或相近的痛苦,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死者近亲属以外与死者关系密切的法律主体是否可以作为请求权主体,已成为我国法律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外针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主体的理论主要有直接保护说、间接保护说、混合保护说三种流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理论适用上采取了混合保护说立场。基于现实需要和相关理论,笔者认为死者法定近亲属与近亲属之外的主体提出保护请求具有可类比性;建议将死者保护人制度进行中国化运用;在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主体缺位时,建议扩张适用《民法典》人格权编有关条文,使死者法定近亲属范围之外的相关主体能够提出保护请求。

债权人的直接权研究——现行《法国民法典》新的第1341-3条分析

为了保护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免受债务人资不抵债的影响,法国议会于2016年2月10日通过债法改革法令,通过2016年2月10日的债法改革法令,现行《法国民法典》新的第1341-3条对债权人享有的一种新权利和新诉权,即债权人直接权做出了明确规定,让债权人直接权取得了与债权人代位权和债权人撤销权平起平坐的地位。债权人直接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类型有哪些?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法律效力是什么?这些问题均成为立法者和民法学者在债法总论和债法总则当中关心和关注的重大问题。

我国时效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时效制度是民事法律规范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我国现行民事时效制度存在着立法缺陷。本 文以完善我国现行时效制度为宗旨,建议以“消灭时效”概念取代“诉讼时效”这一不科学的提法,反对 法院对诉讼时效制度采取主动适用的做法,并认为应适当延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探析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结构上的特点为: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人事控制手段,立法和司法在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用甚少;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政治部门审议决策并控制行政机构;建国以来,以省为地方的代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省为地方的重心来建设地方政府。上述特点造成中央政令不畅的同时兼有行政中央集权弊端。改革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和严重的。我国要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特别是全国性法律规范与地方性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在法院有权对法律法规选择适用的同时,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

行政规范性文件隐性司法审查的生成逻辑与法理反思

中国法院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法定的附带审查之外,一直存在着行政相对人没有提出附带审查的诉讼请求,而实际上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隐性审查的实践做法。隐性审查是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现实需求存在,而法院制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以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司法文件为指引,通过地方法院个案审判的探索而生成发展的。隐性审查呈现出的“法律选择适用权”司法权能形态,不同于附带审查的“司法审查权”。对于“法律选择适用权”,有依据固有职权裁判的实质法治理解和越法创制程序裁判的形式法治理解,因而隐性审查面临着越法裁判的程序困境。隐性审查在当下仍有重要价值。在现行法秩序框架内,通过与行政诉讼释明制度和附带审查制度的衔接,可以使行政规范性文件隐性审查实现形式法治基础上的实质法治。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改革与完善之思考

以当今英美法系简易程序的介绍,来考察我国的简易程序。分析提出我国简易程序中适用案件范围,被告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适用权,公诉人是否出庭,被告人的辩护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策略。

行政审判中参照规章的新发展——以最高人民法院第5号指导案例为分析对象

《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规章。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规章的参照适用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5号指导案例对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规章"不予适用",适当、充分地行使了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对规章的选择适用权。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参照规章时,对合法有效的规章有权作为裁判依据,予以适用;对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规章有权拒绝作为裁判依据,不予适用。

美国刑事审判中陪审团适用法律权述评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刑事审判陪审团均享有一定的适用法律权。在当代美国刑事审判中,陪审团适用法律的权力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法官指示下享有有限的定罪权,二是死刑判处权,三是宣告法律无效权。因此,认为陪审团只负责认定事实、没有适用法律权,显然是对美国刑事审判陪审团制度的误解。美国刑事陪审团享有的法律适用权对于当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