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亵儿童罪中“造成儿童伤害”型加重情节适用标准重释

修订后的猥亵儿童罪中的各种加重情节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争议,其中,尤以“造成儿童伤害”型加重情节的认定分歧为甚。相关刑事判例表明,该项加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并不统一。究其根源,在于刑事立法沿革中形成的以“轻伤”作为标准的司法惯性干扰了具体个案的实质判断。通过梳理我国“伤害标准”司法惯性形成的刑事立法脉络并对关涉学说予以辨正、榷扬,兼从规范条文、规范性文件、量刑规定三元维度进行考察,猥亵儿童罪之“造成儿童伤害”情节的适用标准应当突破司法惯性的藩篱与桎梏,以“轻微伤”作为标准能更好实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此外,对于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猥亵儿童“造成儿童伤害”的,应当在加重刑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行政诉讼调解中罚款变更的适用标准

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可以采用申请复议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诉讼过程中亦可采取调解的方式以实际解决行政纠纷,终结诉讼程序。行政处罚类行政诉讼调解书涉及罚款事项,但罚款变更的范围、依据、标准等各不相同,如何平衡当事人的处分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法院的审查权,是多元化实质性化解纠纷不可回避的难题。法院应当审查罚款变更的合法性和自愿性,对于降幅超出法定范围的不予认可。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依职权选择公开调解协议。对于罚款金额降幅超过50%以及多次违法受罚的,严格审查。

论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问题——以限制死刑适用为立场

实现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是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切实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重要措施之一。该措施有利于维护死刑适用的公正性。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主要包括对死刑适用标准的一致性认识,以及对死刑裁量情节的总结和归纳。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适用标准统一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死刑适用标准统一化的具体建构,需要从死刑适用标准一致化、情节的具体化、犯罪的类型化等几个方面入手。

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确定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立法规范的嬗变进行系统梳理可以看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适用应当采取"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刑法立法在确立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数额标准时应以概括数额为宜,并且摒弃绝对确定死刑的立法模式。2016年"两高"制定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确立了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具体适用标准。基于严格控制和限制适用死刑之精神,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确定,应当在参考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死刑适用的数额基点;"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判定主要考虑行为造成的物质性、经济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之认定,主要是对死刑适用总体标准的强调性规定,以体现死刑适用的慎重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则主要从贪污受贿主体、发生领域等角度考虑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毒品犯罪死刑司法适用标准研究

死刑是我国遏制毒品犯罪的一项重要刑罚措施,然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机械理解《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导致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过低,对毒品犯罪中不应当判处死刑与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界限把握不当等。虽然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情形较多,但控制毒品犯罪的效果并不明显。为充分保障人权及有效发挥死刑在预防毒品犯罪中的作用,必须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坚持等价性、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三个原则,根据《刑法》第48条之规定所体现的严格限制死刑的精神,正确理解《刑法》第347条第2款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合理确立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实现路径探究

通过司法责任制改革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去"行政化""科层制"、兴"扁平化"的"权、责、利"相统一的制度体系,是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挖掘"同案不同判"的深层次原因,并通过制度实施与机制保障来对症下药:以司法解释适用的规范化、类案指导制度的实质化为基础;以确立地域管辖为基准的案件分流机制,回归"两审终审制"为关键;以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释放为抓手;以司法主体职业保障为核心,探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实现路径。

再论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以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为例

死刑是对人彻底的伦理否定,因而其适用标准应当受到正义与人道价值的约束。按照等量正义观,死刑立即执行只能适用于有预谋地杀害无过错的被害人的故意杀人案件;按照人道价值观,死刑立即执行只能适用于彻底表现为伦理恶的被告人。自首表明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或者至少其停止继续实施犯罪,因而对自首的被告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一般不能得到人道价值的支持。舆论常常将被告人扭曲为"公众妖魔"进而强化道德恐慌,容易沦为乌合之众的民粹主义。明确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可以建立司法与民粹主义有效的隔离墙与防御机制。

新《民事诉讼法》中检察建议的适用标准与适用程序

2012年修订的新《民事诉讼法》将检察建议与抗诉并列,作为检察监督的法定方式,其中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适用的法定情形完全相同,其效果未能得到有效体现。再审检察建议、一般检察建议和抗诉在具体的适用情形上应做区分,民事检察监督中应建立以一般检察建议为基本方式,再审检察建议为主要方式,抗诉为补充方式的金字塔监督模式。检察建议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其适用标准和具体适用程序。

论中国死刑适用标准及立法修正

中国目前的死刑适用标准还存在着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应将其与国际死刑适用标准相比较,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其可取之处,探索确定死刑适用标准的原则,根据该原则审视中国刑法规定之不足,对中国死刑立法进行修正,这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公民之福祉。

论缓刑适用标准的改革与完善——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近三年司法统计数据为例

司法统计数据表明,缓刑适用的主要罪名集中在交通肇事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四个罪名;缓刑适用的主要情节集中在未成年人、积极赔偿或退赃、未完成形态、从犯、积极缴纳罚金、情节较轻、认罪态度好几个方面。刑事司法实践单独将某个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节作为缓刑适用标准是不妥当的。缓刑适用应当坚持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核心的综合评价原则,对交通肇事罪和暴力性犯罪应当慎重适用缓刑,区分财产性犯罪与暴力性犯罪的缓刑适用标准;并建立缓刑的量刑前调查制度,允许展开是否适用缓刑的量刑辩论。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教义学探究

基于死刑的正当性疑问及我国的现实状况,综合运用立法削减与司法控制限制死刑的思路值得肯定。对于备而不用或偶尔适用的死刑罪名继续进行立法削减,经常适用的死刑罪名则必须诉诸司法控制。鉴于当前绝大多数的死刑判决集中于暴力犯罪,其无疑应当成为死刑司法控制的中心。随着司法程序的不断完善,死刑的实体控制愈发重要,关键在于明确死刑的适用标准。关于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应当区分量刑基准与量刑起点在死刑适用中的不同意义,围绕死刑立即执行建构死刑适用的量刑基准,将普通死缓确定为死刑适用的量刑起点,然后依照普通死缓——死缓限制减刑——死刑立即执行的逻辑顺序,根据影响特殊预防不利情节的裁量情况,最终确定行为人死刑适用的具体方式。

社会保险法适用标准的细化问题探析

社会保险法所限定的给付义务、给付标准与给付行为本身就是保障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实现的法律依据。而《社会保险法》只是在各保险子系统的原则性、概括性内容方面进行"骨架立法"。依据社会保险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进行细化标准的建立和可操作性下立法的制定是令社会保险法律体系"骨肉丰满"的重要环节。社会保险标准细化是应对复杂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必要补充。社会保险法的执行需要标准细化从而对自由裁量权进行约束。同时,社会保险标准细化与重视社会保险程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是社会保障权利得到救济的重要保障。社会保险法细化还要注意细化立法的授权立法问题以及社会保险权案件的司法诉讼问题。

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标准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罪,在适用上需具备危害公共安全性、现实危险性和危险相当性等三个特性,且三个特性相互之间呈递进关系。首先,危险方法需危害公共安全且公共安全,仅包括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人身安全,而不包括单纯的财产损失。其次,危害方法须具有现实危险性:行为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存在即可,不要求转化成现实危害结果;现实危险一旦转化成危害结果,所造成的损害是行为人无法预测和把控的。最后,危险方法的危害程度需要与放火、爆炸、决水和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具有相当性:达到致人重伤、死亡的可能;危害行为的发生具有迅速扩散性;危害结果造成损害的范围具有随意扩散性。

死刑适用标准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总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由于立法的模糊,其在死刑适用的限制上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在立法方面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的罪种范围,在司法方面具有重视客观因素而忽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的裁判导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应该对现有死刑适用标准进行改革,强化其对死刑的引导和制约,使我国死刑制度既能惩罚犯罪又能充分保障人权。

UCP600与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的适用标准

当前,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的具体适用标准存在争议,UCP600软化了该原则,更加明确了其具体适用标准。严格相符原则的适用标准应当由主体标准、客观标准、非实质性不符标准和程序标准共同组成。在实践中将四种标准结合运用,缺一不可,同时应当注意其例外。

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适用标准——法理和判例的联动视角

资产分割原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制度的本质。内部人反向刺破是从利益的平衡状态进入利益的不平衡状态,外部人反向刺破是从利益的失衡状态恢复至利益的平衡状态。反向刺破不同类型的适用标准从定量上看应当是:私益外部人反向刺破>传统刺破>公益外部人反向刺破>内部人反向刺破。

中国与欧、美眼镜镜片适用标准及约束指标的差异性分析

我国是当今世界眼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但眼镜行业遭遇的尴尬也屡见不鲜。2006年，我国国产太阳眼镜、镜片因不符合CFR21卷801．410的要求被美国FDA拒绝进口，之后又因最初分销商没有按照21CFR807．20（a）（4）注册等因素同样被美国FDA拒绝进口，国内眼镜产业及其产品出口所面临的国外TBT压力正在逐步显现。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之刑事责任适用标准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对它们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罪名"标准说和"犯罪行为"标准说。采用不同的标准,是影响他们刑事责任有无的重大问题。

企业信息资源适用标准研究

信息资源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本文简要叙述了目前我国企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其产生信息资源利用率低的原因 ,综合分析了构建企业信息资源适用标准的必要性 ,提出了七项规范企业信息资源的适用标准 ,即有效性、效率性、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

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标准实证研究——以百例死刑案件为视角

文章从实证角度出发,将百例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中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文章认为可以针对死刑案件,将量刑情节分为三个层次,规范死刑案件的使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