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摩诘图中”:明代士人于慎行的涉佛与逃禅

明代中期,士人逃禅成风,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于慎行受当时社会影响及仕途经历的坎坷,亦深入到佛禅之中寻求精神支撑。于慎行在与朋友的交游中参禅悟佛,既受到当时逃禅之风的浸润,又对逃禅之风具有推动作用,可以视之为当时士人涉佛逃禅之风的缩影。于慎行对佛教的看法体现出罕见的辨证、理性、客观的态度,即在以儒家立场对佛教评判的同时,能看到佛教的济世功用价值,又能平等地对待教与禅。

金堡与逃禅——“以佛菩萨之心为心”

金堡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和僧人。受易代剧变和人生际遇的影响,金堡最终选择了逃禅。逃禅后,与大多数"以忠孝作佛事"的逃禅遗民不同,金堡彻底放弃了儒家立场,转向了佛教人生。他主张"道法不在节义中",用佛法拯救乱世人心,以菩萨之心关怀天下,救助难民。但时人以"遗民之金堡"来衡定"高僧之澹归",对他多有斥责,实在是一误解。

扬无咎及《逃禅词》考辨

扬无咎,南宋时期著名词人、墨梅画家,词名历来为画名所掩。对扬无咎的生平事迹、所咏村梅、词作编年等诸多基础问题加以辨析澄清,为词学界深入研究其《逃禅词》提供文献支撑。

禅灯梦影的栖息——论吴梅村逃禅思想的“圆形”程式

吴梅村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坛泰斗,既是一位满腹诗情与灵秀的诗坛领袖,亦是一位饱受屈辱和辛酸的屈节之臣。在"万方多难,灾祸绵绵"的鼎革之际,被迫失节的他,在求生不得、痛悔无门的生死夹缝中编织着"逃禅以求生"的图存之梦。从苦谛的纠缠、灭谛的偏激到空幻的转移及天命的回归,吴梅村的逃禅之路呈现出一种无法突破的圆形程式。

长啸出红尘 谈笑超生死——钱邦芑逃禅出家考论

钱邦芑是南明名臣大儒,当明清鼎革之际,灭朱容藩,联孙可望,谋复明室。因孙可望胁封秦王,不奉朝命,逼招受官,为全志节,退隐余庆,逃禅出家。永历入滇,出山任职。清兵入滇,永历奔缅,复僧服隐居鸡足山,以示不仕清廷的决心,又了寻找终极意义的宿愿。永历覆亡,为伸爱国之志,出滇入黔,为僧以终,寂于南岳。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叶嘉莹的入世与出世

今年季夏，叶嘉莹将迎来自己90岁生日。70年前，年仅20岁的叶嘉莹作为北平辅仁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写下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深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深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其三）的诗句。

人天债负要吾酬——黎怀智逃禅溯源

黎怀智的逃禅,是源于对儒家道义的坚守;是勇于担当在清朝入主中原、中华汉文化可能面临毁灭性打击的严酷背景下,传承千年儒家道统这一"人天债负"之责;是对人格独立和自由的追求。

方以智逃禅之实情及其心态探微

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屡经生死劫难,知永历小朝廷无可作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负,于出仕与归隐的两难抉择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头。当清军攻克广西平乐,定要捕获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薙发披缁而出,以免无辜,此或为权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帅威逼利诱,清帅只得听任其为僧,至此最终皈依佛门。逃禅是其必然的选择,精神得以彻底解脱。虽然身在佛门,但他表现出内儒外释的思想和行为。其生平经历反映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苦难历程和精神操守,颇具典型意义。

长斋、酒、禅及其他——杜甫《饮中八仙歌》之“逃禅”琐证

《饮中八仙歌》之"逃禅",历来有逃入禅与逃出禅之争议。现代学者多从逃出说,而持逃入说者较少。诸家在证明其说或驳论他说时,对长斋与酒之复杂关系未作深究,而这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诗中未明言苏晋长斋与"醉"是否为同时之行为,故欲辨逃入禅或逃出禅之是非,须从长斋和醉同时与非同时两种情形加以辨析。文章立足长斋与酒及戒之关系,可知长斋与"醉"无论是否同时之行为,逃入禅之说可信,而逃出禅之说不可信。

由“禅悦”到“逃禅”——唐代后期诗风的人工气息

唐代诗歌深受佛禅思想影响,唐前期诗人深得禅宗思想真意,诗歌从容淡定,体现"禅悦"诗风。唐后期诗人把禅宗思想作为逃离现实的寄托,刻意追求,诗歌有了明显的人工痕迹,形成"逃禅"诗风。贾岛的"苦吟",姚合的"轻巧",以及马戴、李频等人的诗歌,呈现一种唐末期的"衰飒"之气。

论屈大均“逃禅”

屈大均生活于明末清初，是“岭南三大家”之一。他“逃禅”又返儒，具有儒、僧、侠、官 多重身份。屈大均的“逃禅”拥有内在与外在等诸多因素，其中，时代、历史及修习等显居 主导地位。在清廷的高压政策下，屈大均选择“逃禅”并非贪生怕死，可以说，他从来就没 有真正地潜心研佛，而是借“逃禅”为名行抗清复明之实。后来复明渺茫，屈大均仍未泯灭 心中的祁愿。在某种意义上说，屈大均的“逃禅”暗寓他具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但与其强烈 的爱国精神相比，则显然为小巫大巫之辨。

偕师入闽与逃禅入净:渐江山水画中的流行语言

文章考证了渐江“逃禅”前“偕师入闽”的“师”,提出了“汪洪道”说。认为渐江在佛门中并未隔离与外界的交往,即使晚年宗净土宗时亦是,交游中的渐江既看到了倪瓒等前人真迹,也感受到时代变革下画坛的流行语言。这种流行语言反映了当时的风气、思潮、时代特征,对于渐江而言,他与流行语言若即若离的关系是意味深长的。

用世与遗世之两难:曾灿逃禅考论

甲、乙之变后,明遗民逃禅成风,形成清初文化史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曾灿即是其中的一员。对于曾灿之逃禅经历,相关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然经考证,其从顺治四年(1647)至顺治十年(1653)逃匿禅国六年时间。顺治三年(1646)十月,赣州城破,对曾氏父子有知遇之恩的杨廷麟投水殉节,曾氏"封侯之志"幻灭,稍后父亲病故,遂逃于禅国,一以避难,二以慰其心。这段短暂的逃禅经历无疑是其人生历程中别样的"色调",对其此后的生存心态、人生观念及其诗歌风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灿之逃禅折射出了清初遗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对生命意义的艰难求证,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

从逃情到逃禅——宝玉形象的真实内涵

当宝玉以真抗假,并期望以此补天时,其恣性于女儿群中之举也就指向了逃情,这是宝玉目睹"天"破之后的愤激之举,也是其人生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但愤激的逃情让宝玉感到了冀望以此补天的无能为力,由逃情而引发的"真"的毁灭,更将宝玉彻底地推向了绝望的境地。于是,宝玉的以禅适性,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逃禅。

逃禅思想对张瑞图晚期书画的影响研究

张瑞图是晚明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书法家。其棱角毕露,气质独到的“一意横撑”式用笔,一改传统“二王”端庄内敛的书风,让人耳目一新。因其仕途不得志,转而回乡逃禅,在书画风格上相较之前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将从逃禅概念入手,分析张瑞图逃禅的缘由,并试图考察逃禅思想对其书画美学思想的影响。

逃禅考

逃禅一词最早见于杜甫《饮中八仙歌》,后世对其理解存在分歧。宋代注杜诗皆解逃禅为逃入禅,金元时李治提出逃禅为逃离禅,明清注杜诗者多有同李治之见。逃出禅还是逃入禅令人莫衷一是。逃本身具有逃离和逃入两种意思,联系杜诗中其他逃字用法及后世逃禅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宋以来僧人的诗歌,逃禅实为逃入禅,逃出禅只是部分考据学者的误解,且对后世影响较小。

朱熹“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

朱熹“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①，而后经过“考究”，得出“毕竟佛学无是处”的结论②。用清人王懋竑的话说，此乃“知释氏之非”，借用清代思想家颜元的概括，这叫“逃禅归儒”③。朱熹这一思想转变有其内在根据和社会原因，还涉及朱熹与儒、释、道的关系。这一转变对朱熹一生有深远的影响。我们调查了有关朱熹在泉南④的资料和遗迹，就其思想转变过程作一粗浅探讨，就教于大家。

逃禅易,逃世难──论二十年代作家的两种不同的逃禅倾向

在现代文学史上，２０年代作家中具有“逃”倾向的不在少数，但由于个性气质、生活经历、精神禀赋、人生追求以及学识修养的不同，又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以夏丐尊、许地山等为代表对佛教禅宗有精深理解的作家，大都接受了佛家的苦空观，追求有限中的自由；以郁达夫、庐隐为代表的热情浪漫而又苦闷焦灼的青年作家则寻求在“爱”中涅槃；但都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逃禅”一词辨义

杜诗《饮中八仙歌》中"逃禅"一词,向来有两种相反的解释,一为"逃避禅修",一为"避世参禅"。宋人注杜诗,都取后一义,清人注杜诗多取前一义,今人注杜诗多从清人谬说,已成定论。实则"逃禅"一词为宋代以来诗文中所常见,都是"避世参禅"的意思,不可误解为"逃避禅修"。从词语结构和用法上看,"逃禅"一词与"逃生""逃命""逃耕"相同。从《饮中八仙歌》的诗意看,"逃禅"一词也应该解释为"避世参禅"。

二十世纪以来明清之际“逃禅”现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了二十世纪以来明清之际“逃禅”现象的研究状况。根据研究进程的发展特点，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1900--1949年，为起步与拓荒阶段；1950-1978年，为缓慢进展阶段；1979年至今为深化与展开阶段。在起步与拓荒阶段，由于中华民族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明清之际“逃禅”现象具有了借古喻今的现实意义。以陈垣为代表的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在书写历史。在第二阶段，虽然进展缓慢，尚能不绝如缕。在第三阶段，“逃禅”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具有了资料详实、视野开阔、方法多元的特点，在明清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中都占据一席之地。在本部分，笔者从文献、历史和哲学三个层面梳理了一些基础性和代表性研究成果，在必要的情况下，给予了一定的评析，尤其是在哲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提出了可以继续讨论和研究的议题。明清之际“逃禅”现象，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然而却有着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有必要确立其独立的学术意义，希望本文的回顾与展望，能够为学界同仁提供绵薄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