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从苏区退却是不是“逃跑主义”?

长期以来,许多论著都称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退却,实行大规模战略转移是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但对“逃跑主义”的涵义缺乏明确的阐释和界说,有的似称红军战略退却行动本身,有的则说成是事先未作准备即仓卒转移,还有的认为在退却过程中军事方针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近几年红军长征史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对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决策准备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在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遵义会议以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被载入史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经过激烈民主讨论,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任弼时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在为时两年多的长征途中,在敌情极其严重、红军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自然气候十分恶劣、党内斗争错综复杂,并在一段时间与党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他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坚定的革命意志,卓越的领导才干,率领红二方面军艰苦征战,终于打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战胜了许多世间难以想象的困难,胜利完成了举世无双的伟大长征.

试论长征的准备

中央红军长征是举世闻名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但是,史学界对红军长征出发前是否有准备的问题,至今还说法不一。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仓促决定”①、“行动上无计划”、“军事无准备”②、“仓促转移”、“没有作必要的准备工作”③等等。我认为,这些看法与史实并不相符,有必要对当时情况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探究。

论《马伯乐》

肖红以《生死场》蜚声于中国文坛,并以《生死场》奠定了她明丽,清新中蕴含着粗犷的风格,使她的创作,别具一格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园地里。对肖红《生死场》的成就,文艺界评论基本是一致的,但对《马伯乐》等小说的评论,说法并不一致。在有些文学史的课本里,认为肖红“继《生死场》之后写出的《马伯乐》和《呼兰河传》等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了”。或者是说她在困居香港时期的作品,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气息,看不到“火热的希望”,“充满了怀旧的情绪,失去了她早期创作的光彩。”众说纷云。我们认为,肖红困居香港期间完稿的《马伯乐》等作品,有着她内心的苦闷之情,但并没有离开那个时代,仍可听到时代的声音,使我们仍然看到她关注着祖国人民的命运。

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奠基石

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黎平会议所制定的新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措施,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党和红军也就不可能转危为安,中国革命的航船也不可能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前进。因此,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故关的转折点,黎平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序幕和奠基石。一。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在总结国际和国内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

略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他创立了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即毛泽东军事学说。刘伯承同志说,毛泽东军事学说,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它是毛泽东思想整个科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中最灿烂、最神妙的一部分。它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军事科学体系,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

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遵义战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在军事上结束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单纯防御和退却逃跑主义路线。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红军重新恢复了机动灵活和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运动战。

邓中夏与湘鄂西苏区的立三路线

邓中夏是我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南北大地。但是,他在湘鄂西苏区,却执行了立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一九三○年九月,刚从苏联回国的邓中夏被派到湘鄂西任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在此后一年的军事生涯中,是邓中夏一生中的严重失误时期。在这里,他错误地执行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邓中夏在后来的检查中说:“对于湘鄂西苏区,

哲学素养——辩证思维的金钥匙

最近,党中央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们无产阶级军队的指挥员来说,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把辩证思维的金钥匙,就能得心应手地打开军事领域一个又一个矛盾之锁,驶达胜利的彼岸。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战争作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种经常的社会现象,自它产生之日起。

王明军事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吗?

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王明军事路线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我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是:王明军事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划等号。但笔者觉得,这种看法与事实不符,似有商榷的必要。王明军事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它与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军事路线主要包括建军原刚和战略战术原则达两个方面。王明军事路线也主要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在建军问题上,王明军事路线把红军所但负的打仗、

顾全大局的模范——彭德怀在井冈山的一段历史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处理,蓄意颠倒历史,给彭德怀罗织了种种罪名。本文仅就一九二九年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会同王佐部队守卫井冈山的历史,彻底揭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污蔑彭德怀“不顾井冈山人民死活,犯了逃跑主义路线错误”的无耻谰言,恢复彭德怀在这段历史中顾全大局守井冈,突围脱险保力量的本来面目。彭德怀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入党才半年多,就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滕代远。

鲍罗廷和罗易在中共“五大”前后的争论

1927平“四一二”政变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它对中国革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鲍罗廷和罗易在1927年4月13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会议上,围绕先进行北伐还是先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鲍罗廷主张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立即开始第二次北伐。

毛泽东致力纠正错别字

在文字工作上,毛泽东真是做到了一生与文字缺点、与错别字作斗争,容不得半点差错、半个错别字的地步。他极为重视培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卫士们,亲自抓他们的文化学习,检查他们的作业,帮助他们改正错别字。例如,他在卫士封跃松默写白居易的诗《卖炭翁》中的“心忧炭贱愿天寒”时问道: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嘛。接着又指着“晓驾炭车辗冰辙”问: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

力挽狂澜 扭转乾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

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伟大和对党与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往往是表现在某些历史的转折关头,他以正确的思想、杰出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数次挽救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于危难之中,打开新的局面。而遵义会议前后,则是毛泽东同志这一丰功伟绩的最集中体现。一、倡导遵义会议,全力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奠定了实现伟大转折的坚实基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忍痛撤离苏区,

中央红军转兵贵州是一个过程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转兵贵州,近年来讨论得十分热烈。主要有三说:一是通道转兵说,以过去出版的党史讲义、革命史讲稿和一些回忆录文章为代表。二是黎平转兵说,以《是通道转兵,还是黎平转兵》、《通道转兵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等论文为代表。三是通道、黎平转兵说,以《通道黎平转兵》等文章为代表。这种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反映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工农红军史研究中的崭新面貌。本文拟就中央红军长征转兵贵州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就教于同志们。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军事失利初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继续影响,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头三个月的突围战役中,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本文就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军事失利的原因作一浅析。

试述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人的正确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多次才能完成。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反复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战”时期,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农民运动迅猛异常地开展起来,它从政治、经济。

怎样理解遵义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反右倾”问题

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遵义会议决泌”)指出:“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因而号召全党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