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激励结构与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

与西方国家治理逻辑不同的是,交易成本和官僚组织中的激励结构是我国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组织基础和制度逻辑。在合同外包阶段,吸引社会私人资金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回应上级政府的偏好是地方政府选择合同外包方式的主要原因,合同外包成为下级政府争夺上级政府注意力的有效策略,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性激励来自于官僚体制的晋升激励;在逆向合同外包阶段,上级政府偏好的转移使得合同外包不再具有晋升激励,合同外包过程中出现的承包商依据高专用性资产"坐地起价"、合同设计中的"道德风险"以及承包商的"监管绑架",地方政府绩效改革后所产生的财政激励,共同促使地方政府实施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交易成本和激励结构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但激励结构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理论机理、现实动因与制度安排

现行倡导和支持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建构了一个看似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包括:一个精明能干的政府、竞争充分的市场以及政府与市场间存在良好的合作关系。事实上,不论是作为需求方的政府,还是作为供给方的市场,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加上政府与服务承包商之间合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发生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源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管理层面的现实动因更是增加了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发生的可能性。在公共服务改革实践中,为确保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顺利平稳地发生,需要从决策依据、操作流程、争议解决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好精心的制度安排,以便使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能够在制度框架内规范有序地运行。

逆向合同外包:国外民营化发展的新取向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世界民营化发展开始转型,逆向合同外包的兴起成为目前世界民营化发展的新取向。逆向合同外包说明了公共服务提供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它的兴起既是由于其新自由主义理论根基受到动摇,反映了西方国家由第一轮新公共管理改革向重新强调中央权力的第二轮改革转变的时代背景,也与民营化难以带来成本节省、服务质量下降、合同实施困难以及公共行政理论的转换等因素直接相关。深入分析逆向合同外包问题,有助于全面认识与把握民营化的发展态势,为科学推动我国民营化改革的发展提供借鉴。

逆向合同外包:反思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新视角

逆向合同外包是政府将已经外包出去的公共服务收回并且重新交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近年来,这一现象在国内的实践中屡有发生。从逆向合同外包角度出发,系统梳理国内外逆向合同外包现象研究,并结合实际调研所得,分析我国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中"七站八所"的重置现象,以期为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反思提供一种新视角,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做更深层次的思考。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合作博弈

文章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通过分析欧美国家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现象，指出合同持续时间的短暂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一部分原因，并提出了供参考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