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逆城镇化形成动因与推进策略探析

推进逆城镇化,让社会精英到农村发挥引领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阐述逆城镇化的概念与作用,并基于社会行为学理论,从外部环境和行为主体两方面解析推进逆城镇化形成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关系,以此探析逆城镇化的前因后果。研究认为:促进逆城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政府引导力、城市推动力、农村吸引力和基础支撑力;当前应以政府引导力、农村吸引力为着力点,以产业振兴为中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可以从发挥逆城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发挥产业振兴在逆城镇化中的核心作用、健全促进逆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与机制、创造逆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等方面着手更好地推进逆城镇化。

“逆城镇化”研究综述

2018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城镇化与“逆城镇化”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由城镇化的单向要素流动,进入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双向流动、协同发展的新阶段,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通过回顾相关文献,系统总结了“逆城镇化”的特点、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旨在深入了解“逆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

畅通逆城镇化走向的城乡要素流动

城乡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改变城乡差距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阶段主要走向是从乡向城流动,进入新时代以来出现了逆城镇化流动的走势。在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的过程中,畅通逆城镇化走向的要素流动是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构建对逆城镇化走向要素流动的规制认可与保护,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环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居民逆城镇化意愿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推拉理论和相关文献,构建居民逆城镇化意愿驱动因素理论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检验,以探讨推动逆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与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农村拉力、政策引导和城市推力因素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均存在正向影响,其中农村产业发展、技术提升和交通便利等因素是影响居民逆城镇化意愿的关键因素,政策引导对农村拉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此,建议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丰富乡村产业形态以及加大配套优惠政策等措施,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逆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探讨

基于相关文献与专家咨询,从外部环境与行为主体两方面,识别推进逆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DEMATEL-ISM集成方法,分析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构建影响因素层次结构模型,以探析促进逆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经济发展激励、土地和人才等政策因素,是促进逆城镇化发展的“引擎”;农村多业态发展、交通与物流体系的便捷等因素,也是影响逆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当前主要作用路径表现为:经济发展激励政策→交通便捷→农村多业态发展→商业机会→农村多业态发展→农村物流网络完善→城乡产业结构调整。

逆城镇化发展背景下乡村人才振兴的探析

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和逆城镇化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逆城镇化的出现,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治愈“城市病”,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也是促进人本主义精神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积极响应中央提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分析逆城镇化发展、现状基础上提出,逆城镇化的实践可以充分吸引各类返乡精英充实到乡村建设中,为实现乡村振兴发挥重要的作用,并积极探讨各种推进措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及反思——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

逆城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受益于高度城镇化的溢出效应、乡村市场化的内生驱动、“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组织模式,H企业带动了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实践,整体上展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逆城镇化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不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的挑战与反叛,而是新型城镇化的调适与顺应,与主流城镇化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生共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母体之中,进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逆城镇化视角:少数民族美丽乡村建设的困境与对策——基于浙闽两省的调查分析

乡村是多种功能聚集的地域综合体。对浙闽地区少数民族美丽乡村建设进行的调查分析显示,村庄规划存在关键功能缺失的问题,其造成的困境成为少数民族美丽乡村发展的掣肘。在新阶段,以逆城镇化视角,基于浙闽地区少数民族乡村的实际情况,可通过厘清逆城镇化对美丽乡村功能重塑的作用,探索构建乡村功能系统化有机整体,以激发美丽乡村活力,从而推动浙闽地区少数民族美丽乡村功能重塑,加快推进浙闽地区少数民族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助力少数民族乡村振兴。

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发展

逆城镇化是我国乃至世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客观趋势,使得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出现反转。当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构建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助于推动城市要素进入乡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此,要分析乡村振兴与逆城镇化发展在生态文明、利益相关者协同、城乡统筹方面的耦合机理,探寻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政策体系与实施路径。

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调研数据,构建包含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功能活动和自由程度的可行能力框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对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等福利状况的改善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其中,职业培训、子女上学情况和政治参与状况的改善对降低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最为明显,表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不仅关注自身的社会机会,同时还关注下一代的社会机会,表现为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为子女争取更好的上学条件提升代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的分组计算表明,福利对逆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对于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为显著。高收入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导致其对于福利的诉求更强,因此福利水平改善可以明显降低其逆城镇化倾向。而低龄化群体大部分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更接近于城市,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因此其福利水平改善也可以显著降低逆城镇化倾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福利制度,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应针对重点福利诉求和群体制定倾斜性政策,重点解决职业培训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满足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福利的诉求。

中国逆城镇化危机研究

一般而言,逆城镇化现象出现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晚期。我国城市化率只有52%,然而,农村目前可以向城市转移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只有2.4—2.5亿人左右,2012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2.4亿人。照此推算,未来应该不会再有大批新的农民工进城了。这2.4亿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已经成为逆城镇化危机是否会大规模爆发的决定因素。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日益提高的落户难度和生活成本正逐步将外来人口推出城外,而发展日益良好的小城镇和新农村则将越来越多的外出人口拉回。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两种力的合力最终导致逆城镇化危机的出现。

核心城区逆城镇化背景下郊区小城镇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以北京市顺义区杨镇为例

当前我国很多大城市核心城区在推进逆城镇化,与此同时,郊区小城镇则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因此,对核心城区逆城镇化的原因和模式、郊区小城镇城镇化特点与传统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总结了大城市核心城区的逆城镇化对郊区小城镇城镇化的影响,提出了在核心城区逆城镇化背景下郊区小城镇城镇化的路径和措施:主要路径包括内源式与外源式发展并重;改变以“工业化引领城镇化发展”传统路径,探索多种引领城镇化的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具体措施包括做好供需匹配,做到资源精准对接;打造特色小镇,增大吸引力;培育承接能力,筑巢引凤;充分利用政策,借力发展。最后分析了在核心城区逆城镇化背景下北京顺义区杨镇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逆城镇化”大潮来了吗

"逆城镇化"是指城镇化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促进"逆城镇化",就要搞好乡村建设的空间规划,落实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要求,防止城乡建设雷同,切实落实政策。

城镇化与逆城镇化:一种新型的双向对流关系——以厦门城中村曾厝垵为例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趋势。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其摹本来自于未置可否的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存在诸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非常适时,2018年两会期间还提到了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话题。显然,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城镇化与逆城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双向对流关系。厦门曾厝垵(曾村)曾经是一个传统的沿海渔村,改革开放后,她成为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有学者因此断言,"城中村"的出现决定了中国村落的"终结"。然而,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曾村的例子说明,虽然她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由于传统闽南文化的长久积淀,并没有因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完全失去村落的形制,更没有因为城市化而消亡,反而因其独特的村落景观深受游客们的喜欢。我国的"城镇化"从一开始就包含着"逆城镇化"的对话与选择、交流和互动的过程。

致力推动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相得益彰

逆城镇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从农村到城市单向流动为主的阶段转向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相互促动、协同发展的阶段。应从趋势、道路、规制三个层面理解逆城镇化,避免将国外曾出现过的城市蔓延误认为是唯一方式。逆城镇化为城市要素进入乡村打开了改革通道,提出了改善地方生活品质和不可贸易品的新导向,提供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要素、新动能、新模式,也提出了对城市要素与乡村空间有机结合的制度供给需求。

逆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逆城镇化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城市中心区域人口过度集中等问题,还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逆城镇化是一个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时期,应坚持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同步进行,以便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

逆城镇化:当前城镇化建设中的现象透视——基于安徽省和县城镇化的调查与思考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也由此成为我国的主要经济工作之一。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时候,和县却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必须认清"逆城镇化"的本质原因,遏制其蔓延趋势。应大力宣传城镇化之方向和政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着力提高城镇化率,早日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

逆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城乡资源配置

首先出现在大城市地区的逆城镇化现象,是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的客观趋势。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以逆城镇化推进城市发展要素与乡村优势资源有机结合,是实现要素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途径。当前实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适应逆城镇化趋势的体制机制创新滞后,存在着城市要素进入乡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应以空间格局的调整带动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的调整,以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相得益彰促进乡村振兴。

“逆城镇化”进程中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枣庄市新农村建设为例

通过分析"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立统一关系,找出枣庄市在"逆城镇化"进程中人才流动规律,进一步探索出新时代适合枣庄特点的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培养农村电商、医养结合、乡村特色旅游、现代农业、乡村产业等急需人才,为新农村建设储备人才、聚集人才。本研究对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美丽乡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逆城镇化”现象探析

"逆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衍生出来的新潮流。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逆城镇化"现象,对于顺利推进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具体分析我国"逆城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诱因主要表现在土地边际收益递增、农村户籍"含金量"提高,"城市病"不断凸显、城市宜居性差,生活成本高、就业压力大等方面,并从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等方面提出如何减少"逆城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全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