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选举纠纷的行政处理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选举法和诉愿法等法律规定,选举纠纷案件不仅受法院管辖,行政机关也有一定的管辖权,民众可通过信件直接或间接地向行政机关提出诉求。有些选举纠纷在政府处理下得到较好解决,有些则被发回原处。有的违法人员被上级官员包庇,还有部分官员试图采取事前措施抑制纠纷。行政机关对选举纠纷的处理有些保证了选举法的实施,有些属于敷衍了事,有些则反映了政治权力的性质。

论村民选举纠纷及其法律解决

村民选举纠纷是指在相关村民选举主体之间发生的,围绕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而进行的村委会及其他相关组织选举过程中的实体性或者程序性问题而产生的争议。村民选举纠纷影响村民选举权利的实现,严重制约村民自治事业的发展。应当分别构建和完善村民选举纠纷的行政权解决机制、司法权解决机制以及立法权解决机制,并加强它们之间的协调使之形成内在统一的体系,以便推动村民选举纠纷的解决,保障村民选举权利的实现,促进村民自治事业的发展。

集团内斗与博弈:1946年广西省参议会议长选举纠纷原因分析

1946年的广西省参议会议长选举纠纷是近代中国民主史上一件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其形成虽是众多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新桂系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内耗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李白黄间、元老派与少壮派间、李任仁与黄旭初间、李任仁与白崇禧间的矛盾错综复杂,相互纠缠,不断演化,最终为纠纷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民国后期选举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研究

民国后期,有些选举纠纷并非通过选举诉讼等法定程序来解决,在选举争议各方矛盾尖锐化时,地方政府经常积极主动介入,平息选举中的宗族、派系纠纷。而在地方政府卷入选举纠纷之后,则会有参议会等其他机关和团体参与调解。政治压力和武力胁迫也是解决选举纠纷的手段,有时则是在舆论影响下双方妥协达成和解。这些非正式解决方式主要作用是维护选举秩序和社会秩序,并不能真正公正合理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政治权益。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与派系政治——以1946年广西参议会选举纠纷为例

概述了1946年广西参议会议长选举的纠纷以及纠纷最终在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协商与妥协之下得以解决的事实,说明了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治运作的核心。派系政治使民国法律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而国民党体制也成为党、政、军利益分争的根源,并由此形成了社会危机。

1935年汉口律师公会选举纠纷研究

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不同政见者之间的诉求、竞争与博弈是民主选举的正常反应,最终胜出取决于多数选票的支持。但汉口律师公会因制度设计与实施的双重困境以及国家合法性监督缺失与"超法干预"等问题,选举中正常的竞争、竞选恶变成喋喋不休的派系纷争。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不是通过民主自决,而是动辄寻求公权力干预,权力机关借此由"合法性监督"转而实行"超法干预",致使选举纠纷持续一年之久。

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

1934发生的天津商会改选纠纷,缘于天津同业公会对商会的多年严重不满,主动向商会发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可视为同业公会力量壮大之后制衡商会规范运行的一次重要行动。面对同业公会的公开责难,天津商会严词反驳,并将改选不断拖延的原因归结为同业公会不配合,致使纷争愈演愈烈。天津党政当局在此情形下不得不出面调解这场纠纷,但纠纷仍延续长达半年之久,对工商业发展不无影响,一部分同业公会也改变态度盼望尽早结束纠纷。直至1935年1月底才在党政当局主持下,依照国民党中央新颁发的人民团体整理办法对天津商会进行整理和选举。透过此一案例,对主动或被动卷入纠纷的商会、同业公会、地方党政当局之复杂历史面相均可获得重新认识。

柯朝晖诉温州市瓯海区潘桥镇河西村村民选举委员会选民资格纠纷案

无救济即无权利，只有对基本权利的救济权进行切实的保障才是享有法定权利的根本点和出发点。本文从村民自治选举案进行剖析入手，引出了目前实践中对基本权利救济权淡化的现状，由此去探究救济权淡化的根源以及在现有的法律资源下如何去补救。本文仅本着这一观点展开：对法的“侵犯”并不只是指单纯的违反制定法，对法的漠视才是一种致命的侵犯。

论1924年上海总商会换届改选纷争

1924年上海总商会的换届改选,一改此前当选正副会长大多推辞不就的传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纷争,也体现了在1920年代新形势下商会选举的新变化。纷争之第一阶段是穆藕初与总商会之间就相关法理问题反复进行辩论,其实质并非权利争夺;第二阶段则是"拥傅派"打着维护法理的旗号争夺会长席位,受到"拥宋派"强烈反对。此一纷争并非上海总商会内部不同籍贯之帮派间的权利之争,而是带有不同政治色彩派别之间的权利争斗,最终主要通过内部调停方式予以解决,各级官厅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