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清皇室与《优待条件》的入宪

《优待条件》形成于辛亥革命时期,对逊清皇室具有重要意义,是其政治特权、经济生活的重要保障。民国初年,《优待条件》遭遇危机。为了给《优待条件》提供安全保障,逊清皇室借助民国制宪之机,积极运作《优待条件》的入宪,但由于民国政局混乱,最终功败垂成。逊清皇室的努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优待条件》做了宣传,彰显了其法律地位。不过,《优待条件》入宪是一次执行的错位,面对乱局,即使入宪成功,亦不能为其提供所需的保障。

逊清皇室的古物拍卖及其影响

根据《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应向逊清皇室拨款400万元,以为日常经费。民国初年,民国政府财政极为困难,对皇室的拨款多有拖欠,且数额愈来愈多,以致皇室无款可用,最终走上拍卖古物之路。逊清皇室的拍卖行为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皇室收敛了其行为,但并未因此终止拍卖活动,而是采用了更为恶劣的办法,将宫中大量金器熔化,拍卖黄金。逊清皇室采取拍卖的形式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其中,民国政府未能履行约定,不能按期拨款,对皇室的拍卖行为采取了消极的管理办法,但社会舆论则充当了保护国粹的主力军,他们对于保护古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与逊清皇室的应对——以绍彝、绍英未刊函札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京之行,是历史进入"五族共和"时代南北、新旧、满汉之间的一次互动。从逊清要员绍彝、绍英的未刊函札等珍贵史料来看,清室内部虽意见不一,但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清室之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体认:各界均欢迎孙中山,"惟皇族无之,似乎缺点";五族共和时代,"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民国之建立,包含清室之功;接洽并宴请孙中山,"将来必有感情,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也"。此中也隐含着清室对辛壬鼎革的事后自我解释与认同。这时,双方均已离开政治权力核心区,但在互动交好、把酒言欢的背后,各有诉求与坚守。政治人物行事,理想与务实并存,敌友之间转换往往基于时局变化。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由此可窥一斑。

1924—1925年孙中山北上京津与逊清皇室的反应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元年孙中山与逊清皇室曾有过互动交好,然而,基于时局变动的"交好",亦随着时局变动而变化。在各方势力重新分化组合,中国政局日渐激进、革命化的1920年代中期,逊清皇室再次成为革命对象。1924年11月冯玉祥等人驱逐溥仪出宫,以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此后清室成为革命阵营的"攻伐"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是重要助推力量。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前夕,他即表示赞成此举,认为清室乃"复辟祸根";北上途中,又多次重申这一立场,这给清室造成不小的压力。抵达北京后,清室致函孙中山,请其维持"优待条件",孙认为逊清方面已经屡次"破弃"优待条件,故民国政府难以继续履行。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宣称,清室若再提恢复"优待条件",便是革命对象、敌人;若清室成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则受民国法律保护。事实上,民国法律无法保护清室,在内忧外患诸多因素交合之中,溥仪等人走上一条与民国势不两立的不归路。

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民元孙中山北上在京活动21天,百忙之中,专门抽出四天与逊清皇室往还。长期敌对的双方握手言欢,孙中山方面既是对清帝退位实现共和统一表达肯定和敬意,也是做出由反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以回应各方的质疑,使得满蒙回藏能够与汉人同心协力,以期实现合各地为一国各族为一人的誓言。而清室方面,虽然国体变更、失去统治地位未必心甘情愿,但包括隆裕太后、摄政王以及参与招待孙中山的几位皇族内臣,的确有意信守协议和承诺,在民国政权下继续安享尊荣。清皇室皇族乃至满人在作为征服者统治者和中国人之间必须二取其一时,多数人宁可放弃前者而不愿失去后者。他们对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

丁巳复辟中的逊清皇室与清遗民——兼论民初复辟行为的生存空间

逊清皇室的师傅保、太妃及宗亲在丁巳复辟前后,持态有细微区别,整体而言,发生前持态谨慎;发动时,且喜且惧顺应之;当情势不利时,又转而积极联络北洋旧人为之出声撇清。在此期间,清遗民群体的心态也发生变化,在复辟前顺应与抗拒并存,复辟失败后他们对策动者有着死节期待,而实际上复辟的策动者与实施者无一“殉节死忠”,这大大打击了清遗民的群体凝聚与核心信念。丁巳复辟旋起旋灭,彰显了旧制度与旧伦理的双重破产。在已开启政治制度转型的民国,复辟行为虽然有其存在空间,但此后建立在武人干政基础上的复辟帝制已无吸引力,其后清遗民群体策划的所谓复辟已全然变质。

《绍英日记》中的溥仪大婚

绍英是逊清时期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之一,为溥仪大婚的见证者与参与人。他对后妃人选的确定以及后妃的选择方式、大婚经费的筹措、大婚礼仪的进行、民国人士的参与都有诸多记载。这些记载反映了逊清皇室在选择后妃时的政治企图、大婚经费筹措的困难、坚守旧有大婚礼仪的困难以及民国各界人士对逊清皇室的复杂情感。但溥仪大婚也令媒体对皇室的不满加剧,议员要求废除"清室优待条件"呼声日高,这令内务府疲于应付,处境更为艰难。

共和制下的皇室机关——民国时期清室盛京内务府存续考论

1907年东北改行省制,彰显陪都体制尊崇地位的盛京内务府被纳入行省公署体系,受旗务司辖制。民国成立后,盛京内务府作为专办清室事务的“皇室机关”留存,却不断被中央政府和奉天当局限制事权,迭经改组仅余办事处建置。为扭转遥控不力的局面,清室于1915年派人赴奉整顿官员贪渎、旗兵困顿等积弊;至1924年更重设内务府大臣,以便提拨奉天皇产经费供“小朝廷”使用,这是清王朝吏治乱象的延续。在民国政府于经济层面严格管控、人事层面让渡微小权力的优待限度下,清室对东北社会的影响被削弱,国家主权得到维护,但同时也折射出民初的政局动荡与国力空虚。

论清史编修与逊清遗老群体的分化

1914年民国政府开立清史馆编修清史。一些遗老出于现实需要,逐渐改变拒绝与民国政府合作的态度,进入清史馆参加编修清史。一部分遗老则认为清史编修是对清廷的不尊重,因此拒绝参与,亦借此表达与民国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并对《清史稿》最终版本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清史编修象征清朝国祚的终结,因而逊清皇室不仅拒绝配合清史编修,而且对参加清史编修的遗老采取排斥的态度,不仅使清史馆遗老与逊清王室关系紧张,还造成了逊清遗老群体的分化。虽然最终形成的《清史稿》因为种种原因错谬较多,质量不高,并且以美化清朝为基调,但是历时十三年的清史编修工作不仅消磨了参编遗老们的岁月和精力,也抵消了他们对民国政府的抗拒之心。

清室剪辫考略

剃发留辫是清朝的特有习俗,原本并无进步或落后的含义,只是晚清国门洞开,才成为与世界趋同的障碍之一。辛亥鼎革,清帝退位,原来的大帝国蜕变成了小朝廷,但却念念不忘'恢复祖制',以各种方式对抗民国,拒不剪辫也是其中的手段之一。有关清室剪辫轶事,虽然已是老生常谈,但以讹传讹者有之,似是而非者亦不鲜见。本文拟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并对故宫收藏的'溥仪发辫'老照片进行必要的考证与解读。

寻回圆明园

圆明园劫后劫大车一辆一辆,鱼贯而入,径直前往圆明园文源阁。数十名士兵,合力把那里的太湖石,一件件搬运上车,扬长而去。圆明园内数名太监试图阻拦,但寡不敌众。总管太监王和喜,匆忙写了一封慕文,立即命人一路小跑送往内务府。这是发生在1921年秋的一幕。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圆明园仍是逊清皇室的私产,由太监率领园户看护,同时也受民国政府保护。

溥仪小朝廷的政治史研究

辛亥革命,民国肇建,庞大帝国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逊清皇室作为一个微型政治实体停留于民初社会。1912—1924年间,逊清皇室以紫禁城内廷为主要活动空间,仍然保留着不少皇家机构,发挥着维持宫廷运作的各项功能,并且与外界社会发生比较复杂的关系。复辟不是小朝廷唯一的政治命题,实施内部管理、结交外部力量与争取合法性等都是其政治功能的体现。逊清皇室还通过隆裕太后葬礼和溥仪大婚这两场重大仪典向公众宣示自己的合法性存在。

有关宣统复辟的几个问题

丁巳复辟是民国时期以紫禁城为舞台而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由张勋策划和主导,得到清室的积极配合,实质上是清室及其旧臣联合发动的清王朝复辟。学界有关这次复辟的论述颇多,但大都以张勋为主角,对于清室本身的作为则涉及较少。本文拟就复辟期问,与清室直接相关的几个问题试做讨论。

民元黄兴进京与民族问题之应对

1912年夏秋之交,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进京。在京期间,黄兴不仅同逊清皇室之间进行了密切的互动往来,而且在各党团欢迎会的演说中谈论了解决蒙藏危机的看法。民元黄兴北上不仅践行了"五族共和"这一确立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而且致力于调和汉、满、蒙、回、藏之关系,这体现了革命党人对平息蒙藏等边疆地区的叛乱,以及融洽五族感情的美好愿望。但值得注意的是,此间黄兴所提倡"民族大同"的民族观,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转型之际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局限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