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象的“适性”即“逍遥”

郭象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是玄学崇有派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适性逍遥"的理论。本文以郭象的"适性"理论为基点,以追求一种现实和超越的统一为暗含于全文的主线,以"适性"即"逍遥"为一个过渡性的论证,归结出郭象所指出的"圣人"的即世间的"逍遥"这一魏晋玄学的理论归宿。

逍遥与政治——郭象玄学与两晋审美趣味

人性论是郭象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他重置和深化了人性的基本内涵,将仁义、潜能等因素纳入人性之中,并作性情之辨,否定放纵情欲的行为,并据此改写了庄子的逍遥观,提倡适性逍遥。郭象的人性论充分体现了他对西晋士族风尚的反思和批判,激扬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他的适性逍遥观念在东晋时期获得了实践的空间,东晋门阀政治与郭象的政治理念相吻合,促进了士族心态的转变,为郭象玄学在政治和人生层面的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郭象玄学为东晋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郭象“尽其性”的成人之道

郭象作为元康玄学的代表,在其主要著作《庄子注》中,以"性分"论为基础,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生发开,阐发了一种适性逍遥的人生理念,人人"各足于其性",各安于本分,便可达到万物齐一的"逍遥"境界。同时设定出一种"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以消解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将二者会通如一,确立了融通的"游外冥内"之道。在其成人之道中,既有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又有对整体和谐的追求。

“适性逍遥”:历代阐释庄子逍遥义的重要指向

《逍遥游》篇为《庄子》全书开宗明义之作。关于庄子逍遥义,历代以来存在着适性逍遥、无待逍遥、"象数取证"释逍遥、以大为逍遥等各类丰富的阐释指向,其中尤以郭象"适性逍遥"说流播至广,并对后世的庄学研究、佛道理论、诗文创作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推本溯源,必须指出,郭象所主张的"各安其分,小大俱足"的"适性逍遥",已抹煞了"有待""无待"的差别,实则有违于庄子所表达的无待逍遥本义。

论郭象的是非观

郭象的是非观是通过对庄子是非之辨的注解而得以阐发的。郭象认为"成心"是是非产生的根源,并以相对的方法对是非的齐同进行了层层论证。因郭象的是非观服从于其适性逍遥的核心理论,故对是非齐同进行相对性论证的目的即在于对"成心"的肯认,并进而以顺任成心齐是非、言性足,最终则归结为对"性分自足"逍遥义的证成。郭象的是非观在理论上是对庄子是非之辨的重大歧出与有意误读。

儒、道、释:贯云石文学创作的思想内蕴及意义

贯云石是有元一代文学大家,其作品之所以知名当世,与其蕴含的深厚多元思想分不开。贯云石作品中蕴含的主要儒家思想为忠信孝悌,所蕴含的主要道家思想为逍遥适性,所蕴含的主要佛家思想为勘破生死。作为一个非汉族作家,贯云石对于儒、道、佛思想的吸收和文学表达,显示了元代文学多民族文化和多元交融的历史面貌。

白居易“中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中隐"是以庄子的逍遥人生为理念,远离政治斗争的遂性自由的生存哲学和方式,其核心是"适",在适性逍遥的前提下,再安排对社会、家庭、国家、民族的责任。这是一种强调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专制集权社会,这一思想是超前的。而且,其适性逍遥并不是其最终的目标,其最终的目标是以适性逍遥为保证,实现自己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故白居易"中隐"对后世苏轼、明代三袁均有很大影响,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这种影响终于以浪漫精神衰退为特点走向另一种形态。

论郭象玄学中的玄冥之境

郭象基于“独化论”而提出“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他从物我关系入手阐述了“冥内以游外”说的两方面涵义。“冥内”指向适性逍遥,追求个性自由与精神愉悦;“游外”则指向社会责任层面。郭象由此把《庄子》思想改造成“内圣外王”之道,从而为缓解自我与社会政治的紧张关系指出了道路。

经典、圣人与工夫:阳明学与魏晋玄学之关系

阳明学与魏晋玄学在经典诠释、圣人观与适性等核心论题上有相近的反思,故辨析二者之间的异同,是考察阳明学思维方式与工夫模式的重要途径。阳明注重得经典之意而不必泥于文句的诠释原则,与王弼的言意之辨有相同的诠释取向,但阳明要更为兼顾文句自身的意义。阳明主张圣人的本质在于纯乎天理而非知识才能的多寡,此与郭象区分“迹”“所以迹”,并从“所以迹”论圣人的思路相类。阳明本其儒学立场,并未将仁义等归为“迹”。阳明的工夫论以适性为基础,既注重符合根器气习气性,也指符合道或性之全体,此与郭象的适性逍遥说包含的有待逍遥与无待逍遥之间若合符契。阳明主要从工夫论的角度继承与发展了郭象的适性学说,而且有成性的维度。

《庄子》“逍遥义”与魏晋士人眼中的自由

郭象通过注解《庄子》而系统阐释的"适性逍遥"之理念,乃是魏晋时期"人的自觉"的重要体现,它将庄子"依循自然的自由"境界投射到人间,推衍成为"依循本性的自由"境界,使得"逍遥"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而是张扬个性的精神出路。本文首先分析郭象逍遥义的理据,并以嵇康和王羲之这两个不同类型的魏晋士人之文与人对这一观念加以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