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透明企业与推行厂务公开的思考

当代社会,特别是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价值,即透明是好的,秘密是坏的。在实践中,企业的各项制度及信息应该保持透明。尽管存在一些例外,但这些例外应该尽可能小地把企业的秘密保持在最小的限度之内。文章试图从界定透明理论着手,探讨建设透明企业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找到透明企业中推行厂务公开的建议。

ESG表现、媒体关注与企业信息透明度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并将媒体关注作为中介变量、将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整体框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信息透明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社会信任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媒体关注在ESG表现和信息透明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可以显著提升ESG表现对企业信息透明度产生的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可靠。研究对深刻认识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信息透明度以及更好地促进我国上市企业ESG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财务审计在企业透明度提升中的角色与挑战

财务审计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机制,对于提升企业透明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随着信息不对称的日益增加,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信息的需求愈加迫切。企业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关联到其资本成本、投资效率以及市场价值,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然而,随着企业运作的复杂性增加以及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财务审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于审计技术和方法的革新,还包括如何应对复杂经济交易、国际化背景下的审计标准统一,以及信息技术在财务报告中的应用等方面。因此,文章将对财务审计在提升企业透明度方面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望为审计实践提供指导、为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计算机信息管理在企业财务透明度提升中的作用

本论文探讨了计算机信息管理在提升企业财务透明度方面的作用,从财务透明度的概念和关键要素出发,深入分析了计算机信息管理对财务透明度的直接和间接作用。通过优化数据采集与处理,加强决策支持系统的角色,以及管理风险和强化内部控制与合规性,计算机信息管理为企业创造了更高水平的财务透明度。本研究旨在为企业管理者、信息科技专业人士以及研究学者提供有关如何利用计算机信息管理提升财务透明度的实用见解。

企业透明度视角下金融科技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

使用“文本挖掘法+熵权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水平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企业债务成本,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提高企业透明度进而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效果在西部地区、民营企业、高新技术行业表现得更加明显,表明金融科技能够缓解“信贷歧视”。因此,应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提高企业透明度,发挥金融科技“普惠均衡”作用,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信息透明度与审计决策

本文以2016-2021年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强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及会计稳健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强度会显著降低审计收费;同时企业信息披露强度通过会计信息透明度影响审计收费。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在企业信息透明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本文提出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披露相关信息;审计师要保持职业怀疑,坚持质量导向原则;政府等监管层积极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框架,激发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的自主性等建议。

管理层短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透明度

本文以管理层短视行为作为研究情境,以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管理层短视行为对企业透明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短视行为对企业透明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较强的数字化转型力度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路径来提升企业透明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性强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管理层短视可通过减少企业创新活力进而降低企业透明度。本研究明晰了管理层短视行为对微观企业信息披露领域的影响,为解决管理层短视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启示。

审计员在国有企业中的角色与责任

在国有企业的广阔舞台上,审计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财务真实性的守护者,更是风险管理的先驱和合规性的坚定执行者。在国有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当下,审计员的角色变得尤为重要,他们的工作不仅涉及财务的准确性,更关系到企业的信誉和长远发展。文章深入探索了审计员在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与可靠性、防范财务欺诈、识别和控制经营风险,以及推动企业合规性方面的关键职能。通过分析审计员在提升企业透明度和运营效率中的作用,揭示了他们如何通过精细的审计过程增强公众对国有企业的信任,并优化内部控制以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涉农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

涉农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对于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政策背景,采用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涉农公司数据,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视角对改革试点的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表明:第一,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有利于抑制涉农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二,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涉农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风险;第三,在资产负债率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分析师关注度低、年龄较大的国有企业及处于市场化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对涉农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文章的研究为继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方向,也为政府和涉农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社会价值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连锁股东与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

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改善污染问题,对推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取2013~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连锁股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该结论通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连锁股东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协同效应机制)以及增强企业透明度(治理效应机制)来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市场竞争较弱和环境规制较低的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本文不仅丰富了连锁股东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研究,也对新发展时期如何发挥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企业碳透明度

以我国在"两省五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2～2015年我国A股市场155家试点企业,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使用内容分析法构建企业碳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能否提高企业碳透明度、通过何种渠道提高其碳透明度以及具体提高哪方面内容的碳透明度,并进一步跨越"宏观—微观"的思路,检验市场化程度和产权性质对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碳透明度,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提高其碳透明度及其碳绩效透明度;市场化程度越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越能推动企业提高碳透明度,其中,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年报提高其碳透明度及其碳绩效透明度;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更能推动国有企业提高其碳透明度,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提高其碳透明度及其碳绩效透明度。

外籍董事、语言和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

根据合法性理论,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合法化其经营活动。以2008—2014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外籍董事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外籍董事的存在及其在董事会成员中的占比都和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2)当外籍董事来自官方语言属于弱将来时态表述的国家(或地区)时,外籍董事和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的正关系更突出。一方面,外籍董事可以有效监督企业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语言通过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重视程度,可以促使个人乃至企业更多地关注未来导向的活动(例如环境保护)。

高管环保认知、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高管环保认知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的门槛效应,同时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透明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环保认知显著正向促进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但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仅在较高研发投入的情形下有显著正向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环保认知与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均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透明度对高管环保认知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但对高管环保认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企业透明度与企业创新——基于我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创新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企业透明度作为一个可控的因素会对企业的创新产生影响。文章以沪深两市主板的354家企业2001年~20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透明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的透明度越高,不仅会增加其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也使企业在创新方面获得更多的产出,即与企业创新有着正相关的关系。文章拓展了现有文献对企业创新的研究。

资源认知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以企业透明度为调节的机制研究

企业可用资源的范围早已由现实自有层面拓展至外部潜在层面,对外部潜在可用资源的认知结果构成当今企业创新决策与行为的重要依据,而透明度通过反映信息不对称等现象构成企业资源争取与利用过程的重要情境要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资源认知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企业透明度在其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证实:对外部可用资源的全面认知可以增进企业创新产出,企业透明度正向调节资源认知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结论有助于解释在环境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境下企业在创新产出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的根源,并说明了把资源研究视角从现实的自有层面拓展至认知的可用层面以及增加企业透明度的必要性。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透明度的影响

基于企业透明度视角,以2012—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沪港通”开放准自然实验平台,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更大的股票日均交易量、更少的零回报天数以及分析师跟踪人数的减少与资本市场开放有关,资本市场开放会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进一步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的潜在途径受到了外部司法效率水平和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依据信息经济学,本文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法律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与企业价值间的调节机制。以2012-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弱法律环境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强法律环境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企业异质性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企业透明度与科技创新——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检验

企业透明度是市场经济中企业诚信程度的标尺,是经济健康运行乃至社会良性运行的前提。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透明度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从财务透明度、治理透明度和组织透明度3个角度选取6个指标构建企业透明度评价模型,以2012-2016年深圳证券市场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透明度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透明度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影响路径方面,企业透明度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另一方面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透明度提升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

政府干预、非正常支付与企业信息透明度——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干预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进行的调控行为,比如为企业提供金融资源、垄断地位、优惠政策等,但政府官员也可能通过干预而谋取私利,如对企业资源的掠夺性干预。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区非平衡性,市场化程度、制度环境存在地区差异性,市场化进程对政府行为、资源配置等有重要影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法律制度环境、金融市场环境相对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相关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地方政府干预和非正常支付对企业信息透明度也会产生影响。在政府干预较多和非正常支付较严重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股价暴跌风险较高;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和法制较完善的地区,政府干预和非正常支付对企业信息透明度有着显著的制约作用。因此,提高信息透明度,可能需要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政治环境和控制非正常支付来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披露的政治成本。

物流企业透明度与成本粘性

降成本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也是企业保持盈利能力和持续增长能力的必要之举。但很多行业与企业不仅成本居高不下,而且成本粘性问题严重。如何降成本?降低成本粘性程度是突破口。文章以我国证券市场物流行业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发现物流企业存在成本粘性问题,提升企业的透明度有助于降低成本粘性。结论为物流企业提供了降低成本粘性以降成本的证据支撑和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