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逐利动机、逆向公司治理与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关于Q公司的微观证据

文章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整理的基础上,选择Q公司作为分析对象,对Q公司薪酬结构当中的个人逐利动机、自我改善规划和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行为进行分析,重新制定了Q公司的薪酬分配结构,实现合理避税的目的。同时,讨论了公司逆向治理的形成原理。

环境保护费改税与污染企业转型:环境权变抑或金融逐利

立足于中国环境保护费改税和严防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尝试从环境保护费改税视角阐释污染企业转型的制度逻辑。以2018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分别从金融逐利动机与环境权变动机层面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污染企业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环境保护费改税实施后,污染企业的环境权变动机占据主导地位,抑制了企业金融化,污染企业转型更倾向于绿色化,且这种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第一,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压力效应机制和激励效应机制抑制企业金融化并激发污染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第二,环境保护费改税在整体上促进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更多表现为策略性行为,其实质性绿色创新没有提升;第三,环境保护费改税所诱发的绿色创新并非是在既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叠加效应,而是挤出了既有的非绿色创新活动。文章的研究发现为中国在环境保护费改税的效果评估和作用机制方面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研究思路和评估框架,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环境税制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为了获得长远发展还是成为管理层投机主义行为的工具?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实证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以及动机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金融化;动机识别检验出投机套利动机是数字化转型推进企业金融化过程中的主要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股权集中度低、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会受到抑制;在金融资产类型差异检验中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加企业短期金融资产投资,而与长期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显著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原理,对监督数字化转型、破除金融化难题提供了方法和理论支撑,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合理的数字化发展政策以及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变革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指引和建议。

渠道窜货动机的产权分析和对策

在简要概括了其它学者研究的企业内部窜货原因之后,以作为个体的人的逐利动机为起点,构造一个产权分析模型,借此分析窜货现象无法完全根除的更深层诱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市场竞争视角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挤出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重点对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显著挤出了企业创新,而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了正面的调节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减弱,但随着竞争程度超过适度竞争情形,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增强,亦即相较于高竞争和高垄断情形,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更好地减弱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竞争或高垄断情形均会加剧企业的金融逐利动机,从而使得金融化更显著地挤出创新。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在国有企业、低盈利企业和低成长企业中更强,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则更明显地出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盈利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研究为从市场竞争角度治理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政策思路。

供需不确定性、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市场供需不确定性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针对2000-2006年期间637家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表明,现金持有水平与市场供需不确定性负相关。这一关系在寡头竞争行业中最为显著,完全竞争行业次之,而垄断性行业最低。上述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主要表现为短期逐利动机,并不支持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的预防性动机假说。这主要源于中国上市公司破产压力较低,使之过度追求短期资本回报,并没有将现金持有当作一种风险管理工具。

浅论新闻报道的责任缺失及规避途径

本文分析我国传媒在走上产业化道路后,一些原本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逐利行为逐渐延伸到新闻传播领域,新闻报道呈现出一些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有建设性的解决途径。

审批制度改革与公司权益价值

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审批制度改革纳入实物期权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审批制度改革能强化企业资本逐利动机,即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审批制度改革能够促使企业及时扩大投资,执行增长期权;当面临较差投资机会时,审批制度改革能够促使企业及时缩减投资,执行清算期权。第二,审批制度改革能促进企业增长期权价值和清算期权价值的提升。拓展性检验表明,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资本逐利动机的强化作用在投资机会信息波动更大以及下游企业(即投资机会信息更分散)的样本中更显著。在作用路径上,第一,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削减企业家与政府打交道等非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并增加企业家经营管理的时间。第二,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减少企业投资的审批时间。第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审批制度改革显著加剧了地区竞争程度。上述结论意味着,政府部门应继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并高度重视信息在政府放权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持续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需方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其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供需双边视角

基于供需双边视角,采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需方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机制、作用效果及异质性表现。研究表明:需方企业金融化显著降低了其商业信用融资规模,且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不变。存在代理问题与套利空间的企业,企业金融化对其商业信用融资的抑制更显著,表现为逐利动机而非预防性动机。机制检验表明,需方企业金融化通过影响实业业绩和企业风险,进而影响其商业信用融资的获取。进一步研究发现:需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差异会导致金融化作用效果的非对称性,在国有制、高融资约束和低市场地位的企业中,金融化对其商业信用融资的抑制效果更强。因此,强化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可以削弱需方企业金融化的负面影响。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