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与国民塑造——以通俗教育研究会1924年“申禁二生”为考察中心

北洋政府时期,作为舶来品的电影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迅速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方式,对观众产生了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建立全国范围的电影检查制度。在此背景下,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申禁二生"("二生"指《阎瑞生》《张欣生》两部影片),高调介入电影检查,并逐渐树立威权。该会作为教育部直属机构,与内务部争夺电影审查话语权的背后,不仅借助社会舆论广而告之社会教育司的职掌领域,并以此作为文化符码,彰显北洋政府借助"高台教化"传统对民众日常生活施加影响、进行现代国家塑造的内在理路,体现出蕴涵其中的国家权力。这一过程,挑战了以往学界对北洋政府"弱中央、强地方"的惯性评价。

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

通俗教育是晚清新政时期倡导开民智、立新民的产物,通俗教育不仅被时人赋予"普及教育"的重任,还具有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开通社会文明之功效。因此,通俗教育的推行多立足于底层社会,注重与戏曲、小说、演讲等大众娱乐方式相结合,以达到润物无声之功效。这些通俗教育活动虽然没有达到最初设想之成绩,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底层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普及现代社会文化知识、改良社会风气等作用。

卢作孚在成都通俗教育馆的民众教育实验探析

卢作孚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初,平民教育思潮兴起,怀着教育救国梦,卢作孚召集成都各界精英,创建了成都通俗教育馆,面向民众开放,以此为基地开展各类民众教育活动,推动了巴蜀地区民众教育的发展,并以此为背景,对他以后实施民生公司职工教育及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农村教育基地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

通俗教育是晚清新政时期倡导开民智、立新民的产物,通俗教育不仅被时人赋予了"普及教育"的重任,还具有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开通社会文明之功效。因此,通俗教育的推行多立足于底层社会,注重与戏曲、小说、演讲等大众娱乐方式相结合,以达到润物无声之功效。这些通俗教育活动虽然没有达到最初设想之成绩,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底层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普及现代社会文化知识、改良社会风气等作用。

浅析通俗教育研究的主要举措

随着通俗教育的不断推行,知识界、教育界对于通俗教育的认识和各种教育设施所起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各项通俗教育的设施也更加完善。并以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图书馆、通俗图书馆、通俗教育讲演所作为开展通俗教育的主要举措。

论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电影审查活动

认识到电影在通俗教育中的作用,通俗教育研究会将其纳入管理范围。该会主要是从风俗、教化、国家形象、中外邦交等角度入手进行电影审查,取得了一些成绩。

吴县通俗教育馆与社会教育

吴县通俗教育馆成立于1913年,后因经费缺乏停办。1928年重新成立。新成立的吴县通俗教育馆分为图书部、自然部、演讲部、艺术部、娱乐部,每个部的设施都比较完备,对广大民众开放。举办了多种社会活动,包括举行通俗演讲、绘画摄影展览、开展体育运动比赛、设立民众学校等,为不识字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丰富了苏州民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了文化素养和爱国意识,是苏州社会教育的一大进步。

昙花一现的民初通俗教育研究会初探

近代城市兴起并进一步发展,爱国知识精英掀起了一场旨在规范人民文化生活的通俗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晚清“开民智”历史课题的继续,也为知识分子走向大众提供了范式和基础。

民国通俗教育馆的国民常识启蒙及其困境——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在政府推动下,通俗教育馆较早建立于江苏,成为国民常识启蒙的综合性社教机构。江苏教育行政当局将通俗教育馆设于文庙,欲借助文庙这一深具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文教场域,让民众一踏入通俗教育馆就受到启蒙教育。主办者通过馆内的博物展览使民众在参观展品的过程中体会直观的常识教育;馆内的讲演使民众在"耳闻馆之言"的情境中受到常识的启蒙。不过,通俗教育馆在运作过程中亦面临着经济竭蹶、人事制度不够健全、各方认识不足等方面的困境,影响了其国民常识启蒙的成效。

民初通俗教育与“新国民”的塑造

民国初年,民智低下、民德浇薄,政府上台即制定一套教育政策,其中包括针对下层民众的通俗教育。通俗教育采取了通俗讲演、开办民众学校、通俗图书馆等形式,内容包含了政治知识、识字能力、道德等各方面的常识性知识。然而,通过对通俗教育的文本研究,能够发现在这场扫除民众蒙昧的运动下,暗含着新政府借助通俗教育加强国民对国家认同感,改造旧有国民性,塑造"新国民"的深意。通俗教育的推行弥补学校教育不足,为新国家的初创起到思想巩固作用,加深民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研究它有利于领略民初教育、政治、思想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小说在民国通俗教育推行中的作用

在《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一文中指出，民初通俗教育在推行中也借助了小说这种民间文化形式，1904年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后，开始在小说中加入隐恶扬善之寓意，以期纯洁社会风气，教育底层民众，由此，小说在改良社会风气、教化民众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效才逐渐为社会重视。

“笔说”《聊斋》系列小说之通俗教育功能

《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一度被“精英文化圈”的士子们奉为“研文之助”,而到了清末民初的北京,借由新兴媒介——报刊之功,其受众扩展至“平民文化圈”。当时的有识之士从形式到内容等多方面对《聊斋志异》进行了改编,努力使之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通俗教育蓝本,以期实现此系列小说“消愁破闷的心理疗愈功能”“破除迷信、启牖民智之功能”“隐恶扬善、有功名教之功能”和“讥刺时弊与‘达民隐’功能”。

探究清末民初通俗教育的发展——以东北地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阶层局限于以官绅阶级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的培养和教化,却忽视了对广大下层平民百姓的教育。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阶级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通俗教育迫在眉睫,在区域视角下探究东北地区通俗运动的发展情况和成果,对于东北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有着积极的作用。

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

关于鲁迅(当时用名周树人)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关系,前时曾于《鲁迅在教育部》中“通俗教育研究会”一节略有述及,为着避免重覆,这里主要是介绍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期间以后的工作情况,其中特别是小说股在鲁迅主持之下召开的十二次会议的具体情况。这些情况,依据的是该会《报告书》中小说股开会的会议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却在当时就被那些书记员先生们尽力紧缩到干瘪得连一点生气都没有了。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参加会议的人现几无存,因此无法查访问询。

鲁迅与通俗教育研究会——介绍《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二、三次报告书》

鲁迅前期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与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任职达十四年之久。他在教育部的工作之一,就是曾先后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和审核干事。一九六三年,沈鹏年利用参加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鲁迅传》摄制组的机会,蒐寻了不少有关教育部的档案材料,在《学术月刊》第六期发表了题为《鲁迅在‘五四’以前对文坛逆流的斗争》的长文,着重介绍鲁迅与通俗教育会的关系。这篇文章,虽然洋洋洒洒,长达十七个版面,但是,由于作者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近代翻译文学:教育观念转变的“引擎”

鸦片战争以降,西学翻译和教育变革成为国人呼声最高的两剂救亡药方。对于翻译中伴随的异质性,如何作用于教育转型的进程,进而引领着教育观念的转变,值得寻绎。潮水般涌入华夏大地的泰西文学,促使近代人才观不断位移,各类译著中的西方人物,焕发出别具一格的魅力,为国人树立了一种新型人才“标杆”。西方教育小说中的教师,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教师截然不同的面相,成为形塑崭新师生关系的直接资源。在翻译小说的浸染之下,通俗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并在课堂上下、校园内外枝蔓攀升、花蕊广播。国人的知识结构在翻译文学的影响之下进行重组,中国教育模式得以吐故纳新,新的教育生态也逐渐建构起来。

ICU患者院内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通俗化教育对工勤人员院感防控意识影响

目的:分析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并发医院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以及观察通俗化教育对ICU工勤人员院感防控意识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2021年4-9月和2022年4-9月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ICU23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是否感染分为并发医院感染组(n=28)与未并发医院感染组(n=208)。分析并发医院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对ICU工勤人员进行信息化通俗化医院感染防控教育,对比通俗化医院感染防控教育前后其院感防控理论知识掌握情况、手卫生依从率和手卫生正确率。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是否并发医院感染患者的年龄、住院时间、气管切开或插管、机械通气、导尿管留置、深静脉置管、使用镇静剂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0岁和住院时间≥15d均是ICU患者并发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P<0.05)。通俗化教育后工勤人员对院感防控理论知识考核分数、手卫生执行率以及手卫生正确率均明显高于通俗化教育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ICU患者并发医院感染与年龄和住院时间相关,通俗化教育可提高ICU工勤人员院感防控意识。

江湖与庙堂:北洋政府时期社会教育的路径选择——以通俗教育研究会为考查对象

社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翼,其从涵盖内容到推进路径的选择,政府、社会团体和知识精英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社会教育的推行路径也经历了从江湖到庙堂的转变。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作为一个集政府官员、社会精英于一体的社会团体,其团体性质的变迁及其对社会教育模式的探索,不仅建构了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教育路径选择的变化,而且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行政力"推动社会教育奠定了基本路向。

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

中国现代小说之所以能够在鲁迅的手中生成,与鲁迅在现代小说理论认识上的飞跃是分不开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正是促成鲁迅对现代小说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的节点所在。通俗教育研究会,作为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一个半官方机构,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生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但学者们在对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的阐释中,却忽视了这个半官方机构的重要作用。因此,重新审视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一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机构,审视其对现代小说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的,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