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印可”与明代通俗章回小说的早期流传——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明代通俗章回小说流传初期大多受过当时"社会名流""缙绅文士"的"印可"推崇,以扩大知名度。这与此类小说由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流传的传播路径有关。彼时士人往往在文人雅集、信函往来及个人著述中,通过强调此类小说可比附"经史"典籍、裨益圣教等方式予以主动推崇。"缙绅文士"喜好的原因除小说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趣味外,更是明代中后期"厌常喜新"士风的流露。这些促使彼时士人以此相"矜夸""以为奇"及"以送日",热衷于小说"本事"的索隐,从而影响相关小说的诠解倾向。甚至,出现"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的现象,从而推动明季通俗章回小说创作与接受的双相互动与双重高峰。

文化消费与经典制造:明清时期“四大奇书”的流布

“四大奇书”的频繁连称,表明通俗章回小说逐渐被明代文士纳入关注视域,改变了相关作品传播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彼时文士集体制造经典的社会表象。在明人的“情欲”诉求中,“四大奇书”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文化下移所带来的知识消遣活动的盛行,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不断被生产,满足了世人的娱乐诉求,并发挥有关指称的社会示范作用。在“真”与“奇”“幻”的观念互动中,“四大奇书”的流布具有突出的文化增值特质,不断推动其经典性、娱乐性特征和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盛行,是明代知识群体在满足自身娱乐诉求的同时,以构建文学经典的方式迎合社会下层市井之民日常生活与精神诉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