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辅导与思想改造:《新青年》通信栏中的编读互动研究

考察《新青年》杂志如何造就了洋溢着现代性的新青年,既有研究一般借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启蒙先贤的思想文章进行剖析,而《新青年》通信栏的编读互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绝佳观测点。《新青年》通信栏的大量通信看似有着形形色色的议题,而其实每一个议题基本上都围绕辅导青年学业、改造青年思想而展开。通过阅读《新青年》,青年读者获得了一种新青年的标签。借助《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他们积极地与青年群体交往,搭建思想的连接点,青年群体内不同个体之间的对话交流,形成了相互连接的阅读共同体。这样他们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力量,并最终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五四时期报刊“通信栏”与言论空间建构

通信栏是报刊中以刊发读者来信与编者复信为主要内容的报刊专栏。作为传统书信与现代报刊传媒的结合,五四时期繁荣发达的报刊通信栏成为新知识分子对言论空间想象和建构的一个缩影。通信栏的设置旨在开创一个更为开放、自由和多元的言论空间,其价值不仅在于容纳了众声喧哗的多重对话,更在于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人们说理论事的方式,即在宽容和谐的传媒生态环境中,坚持独立的思想,彼此尊重包容,追求理性对话,这也是五四时期报刊通信栏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所在,它为重塑当代传媒的言论生态环境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

《向导》通信栏与中共早期党报党性、人民性特征的建构

党性和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新闻工作的重要原则和优良传统。本文从栏目设置、撰稿人身份、稿件内容及讨论议题等角度展开论述,认为《向导》通信栏对中共早期党报党性、人民性特征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向导》充分展示了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动态、工农运动的进展、群众对党报的期许,确立了它在全民族革命中的舆论指导地位。《向导》通讯栏对后续党报构建与读者的关系,践行和完善党性、人民性产生了积极影响。

言论空间机制的探求与重返“五四”的可能——从王玉春的《五四报刊通信栏与言论空间建设研究》谈起

新文化运动"百年回望"的热潮尚未消散,五四运动又迎来了"百年纪念"。然而,就在两个"百岁华诞"的节点上,学界却发出了不少尖锐的声音,一系列对"新文化一五四"的"重审"、"反思"乃至"批判"接连而至。当然,这样的观点固然有其历史的脉络延续和当下的现实考量,它们的发酵伴随着自20世纪80年代起的思想开放运动以及学界不断深入的史料发掘进程,更勿论近年来愈发高涨的"传统文化"、"国学"热潮的激发,百年节点给予了一个将其放大的机遇。

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以《甲寅》杂志为核心

中国近代报刊的"通信"栏,为章士钊主持的《民立报》、《独立周报》和《甲寅》杂志首创。"通信"栏的设置,既吸引了众多青年思想家和学者名流参与,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它加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互动,也反映了"通信"栏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在一定意义上,《甲寅》"通信"栏不仅推动了民初报刊公共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新青年》"通信"栏及其所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引领和先导作用。

《新青年》“通信”栏:触摸新文化倡导者“心灵脉动”的一扇窗口

通过《新青年》"通信"栏触摸新文化倡导者的"心灵脉动",可见陈独秀"自信"中的"悲观",钱玄同"偏激"中的"自谴"与"赎罪"意识,以及胡适对自身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不同的"角色"定位。这些,一方面反映了五四新文化倡导的艰难而给人以沉重之感,更主要的是,明显可见这些新文化倡导者鲜明的文化个性和变革取向的差异,而他们之所以集拢在《新青年》,无疑是"五四"的感召。

进展与展望:《新青年》“通信”栏研究二十年

"通信"栏目作为《新青年》草创时期的原设栏,以其舆论宣传的传播魅力与杂志共命运,是该杂志的名牌栏目。查检以往"通信"栏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通信"栏目自身的研究,二是从近代舆论空间的生成、传播史等角度出发的研究论域。"通信"栏文本的重读与阐释、对"《新青年》读者"群体的关注,及新文化史视野下阅读史、接受史、心态史等的考察,是该栏目研究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

《新青年·通信》研究——以《新青年》一到九卷为重点

《新青年·通信》作为《新青年》的重要专栏,其本文价值需深入挖掘。本文试图在分析《新青年·通信》内容基础上对其发展阶段及其作者群观点进行探究,以期在目前学界研究状况下作出推进性的阐发。

《新青年》与《甲寅》月刊“通信”栏探究

章士钊在《甲寅》月刊设置"通信"栏具有开创性。《新青年》的"通信"栏以及从形式到编辑策略等方面都沿袭了《甲寅》月刊,且又发扬光大。"通信"栏开启了编读互动和质证解疑等风气,实践了刊物开放自由的宗旨与风格,扩展了刊物的自由舆论空间和媒介影响力。通过对此栏目的探究,不仅考察和梳理两刊物之间的渊源关系,同时对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

本文目光关注见证“《小说月报》革新”事件的接受群体——“新文学阅读圈”中新文学读者,以其在革新最初几年的12-14卷《小说月报》“通信”栏中与编者的对话,得出《小说月报》“读”与“编”之间一种类似“我们”与“先生”的关系。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的形象及刊物自身形象定位及其背后的原因;置于新文学读者的关注之下的《小说月报》在新旧文学观念上的纠缠反复均成为《小说月报》办刊方向调整中的须加考虑的潜在背景。

作为“受害者剧本”的《沉沦》——从“自叙传”谈起

1921年10月《沉沦》于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小说作于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期间,而内容则取材于此前他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的一段经历。此作依托于作家本人真实经历的情况早在作品发表之初就已为人所察,如茅盾在《小说月报》“通信”栏目中写道“:《沉沦》中三篇,我曾看过一遍,除第二篇《银灰色的死》而外,余二篇似皆作者自传(据友人富阳某君说如此),故能言之如是真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