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

《汉书》在体例上是断代史,而班固著书的自我期许却是横罗多重学术、纵贯古往今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十二帝纪为断代史,而八表、十志则充满通史精神。八表分为三类:第一类按封爵分有六表,以《异姓诸侯王表》居首,其中的异姓诸侯王皆为项羽主持下所封,故起点早于汉之统一,已溢出断代范围。表序在内容上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颇相似,综述由封建而郡县的发展大势,可看作六表的总序。第二类为《百官公卿表》,其上篇为序,述古代官制通史;下篇则记汉代之官,行文中往往交待某官由前代某官演化而来,可看作通史背景下的断代史。第三类为《古今人表》,所列皆为汉以前人,完全出乎断代汉史之外,实有酌古鉴今之意。至于十志,则都是专门学术通史,其框架大体由损益《史记》八书而来,而以《律历志》居首更寄有深意。《律历志》的重心在历法,涉及天时与农功之关系,引而伸之,则涉及天道与人事之关系,实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修订新版;历法的推阐本来就为古今之流提供了时间坐标,加之把刘歆以三统历与"三统"、"五德"之说相参伍而推演出的《世经》也吸收进来,便直接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通史体系,这又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修订新版!《律历志》在原则上为《汉书》十志起着总导论的作用。作为断代史的《汉书》为什么会有通史精神?一个王朝,有头有尾,而作为其存在载体的文明,则是绵延不断的。《汉书》要呈现的是西汉时期文明的有机构成,所以才有通史精神,政治史只是其划段标志而已。

董仲舒《春秋》学的通史精神初探

董仲舒的《春秋》学认为:第一,《春秋》称国君即位之年为"元年","元"乃更始,有断与续相统一的寓意。第二,《春秋》书"王正月",是为了"大一统",王者改制必然导致"统"的更迭,"通三统"是一个循环,叫做"三而复";此外,还有"再而复"、"四而复"、"五而复"、"九而复"。历史的无穷演进恰是由多重的"复"构成的,表现了复与往的统一。第三,《春秋》把鲁国十二公划分成三个阶段,各自的"书法"不同,内与外、夏与夷的界限逐渐消弭,有以横向的社会交往说明纵向的历史发展之意,表现了横与纵的统一。第四,《春秋》有"常义"有"应变"。"常义"固须遵从,"应变"更为重要,因为它更贴近不断发展着的仁爱之道;历史正是在"常义"的突破中不断前进的;这是常与变在历史的深层结构中的统一。这些观点有"通古今之变"的意义,属于通史精神的范畴。

论断代史《左传》中的通史精神

从体例上看,《左传》是一部春秋时期的断代史。但是,《左传》在叙述春秋史时,却又总是将前代古史与春秋当代史放在一起讲,因为它认为历史是具有连续性的,是变与常的统一,两者不可分割,常是变中之常,变是常中之变,从而体现出了一种通史精神。将《左传》与同时期希腊古典史学加以比较后可以发现,与《左传》的通史精神不同,希腊古典史学属于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造成中西方史学异趣的原因,有经验层面的不同,但更根本的则是双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史学认为要把握事件的本质,就必须将它放到古今历史中去考察,通史精神由此孕育;希腊古典史学认为要把握事件的本质,就必须跳出变动不居的历史,通过哲学的抽象概括来达成,故无通史精神的孕育。前者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性的发达,而后者的思维方式则体现了西方古代逻辑理性的发达。

浅谈通史精神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应用

通史精神在民族史研究中不可或缺。本文将结合通史精神及民族史研究的特点,探讨在民族史研究中如何应用通史精神。

书写文化精神,浩然与天地同流——读司马云杰的《中国精神通史》

《中国精神通史》是司马云杰继他的《大道哲学通书》之后,又一部研究中国最高精神的著作,旨在揭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精神特性与精神史的巨大潜能与力量,解决我国国民精神生活的问题,为中国社会进步与治理奠定思想基础。在这本书中,作者书写了中国古代圣贤明哲所发展出了横贯中华民族五千年到七千年的生命精神历程,融通了精神层面的大道本体,揭示了中华民族生命精神运动及其变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以其文化精神上的高度自觉,力图唤起中国人对维护国家民族文化生命精神的赓续绵延的自觉。

著史效司马 论玄越子云——读《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有感

《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体系宏大、结构完整、脉络清晰,行文纵横捭阖、笔势张弛有度,体现出司马云杰先生高远的治学旨趣和渊深的知识积累。对于这部鸿篇巨著,司马先生的创作心态是诚惶诚恐,曾自称"知我者,精神史也;罪我者,精神史也"。

中国思想史的新突破——谈司马云杰《中国精神通史》的创新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司马云杰《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的撰写与出版是中国思想史的新突破,为中华民族现代复兴提供了一个精神本原性思考的范本。相较于以往前辈的哲学史或思想史,该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有以下四个方面:(一)超越疑古学派,打破哲学或思想史从子学时代或最多从殷周之际写起的局限;(二)对上古乃至远古的一些原始著作做了精辟论析;(三)材料运用,采取古典文献与文化考古、古代岩画相结合的方法;(四)研究方法采取形而上学与文化价值理解领悟相结合的办法。

凸显整体意识,力求融通文史——《西方史学通史·近代时期(上)》评介

李勇教授撰写的《西方史学通史·近代时期(上)》是张广智先生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中的一卷,其既统一于《西方史学通史》总体的撰述理念和著述宗旨之下,又独具特色,体现通史精神和整体意识,历史地评价历史学家,注重历史与文学的融通。

中国史学的个性——刘家和先生史学思想发微

刘家和先生出入经史,在中西史学比较的视野下提出,中国经史之学的根本特征体现于与欧洲古代不同之历史理性取向,中国史学具有独特而持续的通史精神,并曾推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中国史学求真致用之说蕴意深远。这些看法相互关联,将相关思考引入哲学与比较文化层面,从而使得中国史学根本特征及中西史学异同昭然若揭。先生融会经史、通贯古今、纵横中西,其学术气象及一系列学术主张,足以对今日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构成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