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与周谷城的通史编纂

周谷城是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凭一己之力独撰《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进步做出了创造性贡献。他具有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建构体系的学术自觉,不仅以"新史学"为主旨,专门就通史编纂理论如编纂对象、任务、范围、方法及体裁等进行系统建构,而且对纪事本末体进行系统改造,克服其记载范围狭窄且史事间缺乏联系的弊端,并在选材、行文和标题等方面提出独立见解,有力维护了"历史自身之完整"。此外,他在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胆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于编纂过程中广泛采取了历史比较方法,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编纂风格。

“疑古”之外的学术追求——顾颉刚的通史编纂构想与实践

抗战期间,发挥史学致用功能越来越受到史家重视,顾颉刚即曾尝试以中国通史编纂唤起民族意识,主张从受众角度探索编纂形式的多样化,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其在编纂理念上,则与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一脉相承,如以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主干书写社会"全史";推动由"君史"向"民史"的转型;发扬集体修史的优良传统;将专史视为通史编纂的基础等。顾颉刚这一"疑古"之外的史学追求,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通史编纂形成继20世纪初"国史重写"运动之后的新高潮,而且提醒人们应当注意"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通史编纂学的几点思考

中国学界对世界通史编纂缺乏深入、系统的总结和反省,这已经成为制约世界历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使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互动和结合,即在民族性中反映出世界性的走向,在世界性中体现出民族性的特点。作为中国历史学与世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中国特色世界通史编纂学无疑是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史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内涵的最佳结合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通史编纂学是中国史学界构建反映时代特色和民族内涵的世界历史研究话语体系的重要举措,代表了中国学术既立足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又观照人类未来前途与命运的深沉文化追求。

缪凤林的通史编纂风格

缪凤林是继梁启超之后较早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中国通史编纂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历史家和理论家。他通过编纂《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要略》,在编纂理论、形式、史书体裁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进而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通史编纂新高潮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旨在以通史编纂激扬民族精神,特别重视"关于表现民族自力之纪录",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为历史叙述的主线来凸显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独特性。他一方面从史学内涵及功能等方面阐述"通史所系者巨",另一方面通过辨析史学的主客观关系来说明通史编纂中"笔削"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并为之设定主要标准。此外,他还尝试着将中国传统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与西方的章节体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综合体,不仅展现了历史演进的趋势,而且还涵纳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成为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

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以郑郊《史统》为中心的考察

福建籍遗民史家郑郊前半生在明朝,后半生在清朝。初成于崇祯末年、终定于康熙初期的《史统》是一部以阐明中国历史之统为主旨的通史著作。《史统》提供了一种哲理化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洵可称为晚明理学化史学代表作。惜因未刊,近代以来,所知甚鲜。

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

在教育系统里，开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古籍整理研究的工作会议，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能躬逢这个会议，很受鼓舞。我对古籍整理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谈几点感想，也汇报一下我们工作的情况。请同志们指教。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未竟的志业:顾颉刚与中国通史编纂

中国通史编纂是顾颉刚史学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受"新史学"思潮影响而主要致力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则因时局的变动而主要致力于通俗中国通史和中华民族通史的编纂;时过境迁,进入20世纪50年代伊始,他则不得不因社会语境的变迁而放弃了中国通史编纂。因此,中国通史编纂只能被视为顾颉刚史学人生中一种未竟的志业。然而,这并不影响顾颉刚中国通史编纂在20世纪中国通史编撰史上的地位。大体而论,顾颉刚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特征,基本吻合于梁启超关于中国通史编纂的总体设想。进言之,顾颉刚不仅在观念层面继承了梁启超关于中国通史编纂的总体设想,还在实践层面予以具体操作,因而其中国通史编纂是20世纪中国通史编撰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金毓黻论通史编纂

金毓黻指出,现代通史应概括地叙述历史发展进程,贵在脉络贯通而简要有序,通古今之变为其必具之要义。因而,在历史分期上不能机械地模仿西史,在撰述方法上应以鸟瞰式为主、虫蛀式为辅。此外,还需恰当地处理与专史的关系,通史应以求通为目标,具体详尽的记述则由专史承担,二者各司其职。金毓黻认为,周谷城《中国通史》以鸟瞰式方法观察中国历史,最得通史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所创之通史体例以简驭繁,近乎现代通史之要求,而梁启超试图合通史、专史于一体,这是其通史撰述难以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金毓黻有关通史编纂的认识,既是对20世纪前期史家通史撰述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其理想中通史的期待与规范。

民族、疆域问题与中国通史编纂——论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之特色

民族和疆域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问题。中国通史编纂是白寿彝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事业。他对民族、疆域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述,从而奠定了其主编中国通史的理论基础。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类范型,一个趋势＂。四类范型指中国历史上的四类统一范式———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统一。一个趋势指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为统一是主流,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在疆域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编写中国通史的地理范围,而对皇朝史观在疆域问题上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白氏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中国通史话语体系的标志性著述,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爱护和自信。

周谷城《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

周谷城《中国通史》力图写出完整统一的中国历史,从体裁的确定到资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述、篇章节的安排,都贯穿着这一撰述宗旨。其结构严谨,观点鲜明,自成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的“通史家风”。

整体史观与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学

中国学者对整体史观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相应地出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世界通史》。西方体系盛行时期(1949年以前)周谷城对整体史观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撰写了以整体史观为指导的中国第一部《世界通史》;苏联体系盛行时期(1950-1978年)一些学者对整体史观进行了进一步探索,但无果而终,周吴版《世界通史》和《简明世界史》标志着苏联体系在中国史学界的确立;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者对整体史观进行了全面探索,促进了世界通史编纂学的繁荣。每一个阶段的探索各有特点,但也存在着不足。

世纪的丰碑 珍贵的遗产——白寿彝先生与中国通史编纂

白寿彝先生深厚的学术和理论修养 ,为中国通史的编纂奠定了基础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则是他从事中国通史编纂的动力。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以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 ,及通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而显示特色 ;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为 2 0世纪史学的丰碑 ;而白先生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 。

当代西方全球通史编纂的成就与困境

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达至繁盛。本文选取了四本各具特色并深具影响的西方此类教材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它们建立在一系列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之上,如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跨文化互动的理论、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等。不过,西方的全球通史编纂的具体实践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理论的作用,忽视了对各文明的内部传承及其作用的考察,从而导致两者之关系的失衡。这个问题也与西方学者吸收利用相关人类学理论时出现的偏差有关。

通史编纂要坚持社会形态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了蓬勃朝气和旺盛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为我们开创这条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作为解释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一种理论范式,对历史学尤其有重大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是有效解决中国通史编纂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准确呈现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的根本途径。

《中国通史简编》的早期传播及影响研究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全面总结中国历史的重要实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通史简编》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思想与革命思想的宣传载体,对当时的革命斗争有重要价值。在与国民党争夺历史解释权方面,《中国通史简编》在国统区的出版与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见证了中共上海出版阵地的奋斗历程。

周谷城《中国通史》研究三题

"历史完形论"是周谷城的基本治学理论,更是其通史编纂理论。该理论系统总结通史编纂的利弊得失,强调通史编纂不仅要体现历史的客观性,更要体现历史的整体性。周谷城《中国通史》以人类既往活动为关注对象,在历史阶段划分和谋篇布局上都有其独特之处。该通史蕴含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和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两者和谐相处,共同彰显出独特的思想底蕴和学术魅力。

执着的追求 卓越的成就——论张荫麟的中国通史撰述

张荫麟是20世纪前期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史学家。他留下的未完通史著作——《中国史纲》,虽历经时间冲刷,但至今依然流光溢彩。该书的成功,是张荫麟对中国通史写作的钟爱、重视以及执着的追求的结晶。该书在历史编纂理论、史实的考证和选择、历史的文字表达等方面,均臻于萃美。故问世以后,一版再版,以至其版本都需要做出一番梳理,方可了解其流变。完善的《中国史纲》版本对认识张荫麟的通史编纂思想十分必要。

略论当代中国通史研究与撰述之趋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通史研究与编纂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一是放弃这种体系,或重构中国通史新体系,或编纂中国通史新著。但究其目标,都是旨在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