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隐士王国”的门扉:19世纪末美国的 东亚政策与《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

在东亚政策的指导下,美国为打开“东方隐士国”的国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于1882年与朝鲜及其背后的清政府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在19世纪末期的东亚政治局势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美国加强了自己在东亚的实力。

英国的精明无为政策与1874年喀什噶尔通商条约

本文以 1 9世纪中叶的中亚为背景 ,详尽论述了英国向中亚实施“精明无为”政策和趁阿古柏入侵之机 ,分割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经过 ,同时对清朝为捍卫国土主权 ,不畏强暴 ,坚持收复新疆的严正立场予以充分肯定。

李鸿章与中巴《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

19世纪80年代初,清政府内忧外患相对较少,李鸿章与巴西的代表喀拉多经艰难谈判,终于签订中巴《和好通商条约》。此条约废止了片面最惠国待遇,进一步限制了领事裁判权,禁止向中国贩卖鸦片,在保护侨民、派驻领事等方面维护了中国的正当权益。它是李鸿章外交生涯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

论清政府与《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缔结

古代朝鲜实行闭关政策。19世纪末叶,开放国门已成为大势所趋。清政府适时建议朝鲜"以夷制夷",首选美国,与之签约,减少损失,保存国力。这样,既可使朝鲜免遭西方列强炮轰国门之痛,也可继续发挥朝鲜藩屏中国东北的作用。应朝鲜之邀,清政府还参与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的全过程,有效地捍卫了中朝两国的共同利益。

清朝与《朝美通商条约》的签定

清朝为了防止日美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极力促成朝美之间签定了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它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签定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约不仅导致了朝鲜的全面开国,而且成为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略论清朝与《朝美通商条约》

清朝为了防止日本和美国在对朝鲜的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极力促成朝美之间缔结了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它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约不仅导致了朝鲜的全面开国,而且成为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朝美通商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朝日关系的影响

18 8 2年的《朝美通商条约》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它不仅导致朝鲜的全面开国 ,而且也影响了中朝日三国关系的发展 。

哈里斯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始末

培里叩关日本后,美日虽然签订了《和亲条约》,但是该条约没有明确提及通商条款,为了获取更多更直接的经济利益,美方又派陶胜德·哈里斯赴日谈判。哈里斯采取软硬兼施的外交策略,步步紧逼德川幕府再次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确保了美国在日本享有贸易特权,美方以小代价获取了大利益。《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既是美国实施霸权的结果,也是日本统治阶级腐朽软弱的体现。

李鸿章与《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在晚清中朝外交关系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在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中,可以说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9年《中苏通商条约》及其签订原因探究

1917—1935年的中苏关系曲折多变,两国贸易往来深受影响。1932年中苏复交后,为发展本国经济,两国都把签订贸易协定一事提上日程。1935年,两国在互换通商条约草案后交涉未果,这一草案在双方数轮谈判中被拖延,直到1939年6月16日才最终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条约迟迟无法签订的直接原因是两国间存在巨大利益冲突,两国在友好合作问题上政治态度均不明确。但时至1939年,国际局势变化与战争威胁使中苏关系进一步密切,两国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共同的国家安全危机面前化解了。条约的签订不仅促进了中苏经贸合作的发展、使中苏关系更趋密切,而且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步伐。

近代中意《通商条约》的谈判与修订问题

中意两国于1866年签订了第一个《通商条约》,为以后两国通商贸易奠定了基础,中意两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往来亦由此开始。辛丑条约签订后,针对关税自主、平等贸易等问题,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大利进行了长期谈判,最终于1928年同意大利签订了中意《友好通商条约》,有条件地解决了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问题。1949年,南京政府在行将覆灭时同意大利签订了《友好条约》,肯定了中意两国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这些商约的签订及谈判对于推动中意两国经济交流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利用清政府派他到香港去同英港当局谈判的机会,三次到澳门与总督罗沙密谈,达成《拟议条约》和《续订洋药专条》的协议,为葡萄牙政府解决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作了充分的准备。赫德还在北京遥控操纵《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谈判和签订的全过程。他极尽各种手段,迫使清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恶劣的影响。从此以后,葡萄牙占领澳门得以合法化,中国几乎丧失了澳门的主权。澳门变成了一个是中国的领土而由葡萄牙管理的殖民地,至今已是103年了。

《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交涉与签订过程探析——以哈里斯赴日交涉为主线

1854年3月31日《日美亲善条约》的签订标志日本正式开国。日本开国后,西洋各国不断以武力对幕府发起开港冲击,使日本面临开埠通商或继续闭关锁国的选择。哈里斯赴日后所展现出的机警圆滑且强硬的外交姿态迫使幕府不得不选择开埠通商,日美双方于1858年7月29日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对《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交涉及签订过程的深度解析,可以进一步还原幕末日美外交初建时的曲折历程,亦可探究早期日美外交的本质与特征。

以《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为视角透视幕末日美外交

日本幕末时期,迫于西洋国家的压力,幕府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与欧美列强开通商贸易之始,在诸多条约中具有典型特征。哈里斯作为美国派驻日本的第一任大使,也是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美国全权代表,来日后与幕府外交代表的交涉过程,再次呈现了幕末日本与美国外交初建时的曲折历程;对《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内容的深度解析及论证,可以进一步透视幕末日美外交的本质与特征。

浅析《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过程

朝鲜是东亚最后一个与西方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被西方国家称为东亚的“隐士之国”,美国近代以来试图打开朝鲜的国门,从“辛未洋扰”美国与朝鲜初次接触失败开始,日本通过《江华岛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朝鲜的外交政策由锁国攘夷转向打开国门。清政府在《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海军使臣薛斐尔努力在中、日周旋游说,最终美朝两国在 1882 年 5 月 22 日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近代中日通商条约的演变

论文梳理了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1896年《中日通商航海条约》、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及1920年代末中日修约交涉等商约的制定与交涉过程,辨析近代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成立的条约性基础和近代东亚贸易秩序的框架的两个阶段。

从德语文献看1861年中普通商条约的签订

近代中国和普鲁士的最初官方往来是1861年通商条约的签订。汉语文献对这一过程的描述较为简略,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付之阙如,德语文献里则有当事人的详细记载和官方考察报告的正式表述。本文即以德语文献为依据,试图勾勒出中普通商条约的全过程,进而分析清廷以及总理衙门大臣与普鲁士人交往的心态及其对外认识的水平。

论清政府与《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缔结

古代朝鲜实行闭关政策,至十九世纪末叶,开放国门已成为大势所趋。清政府适时建议朝鲜“以夷制夷”,并建议朝鲜首选美国,与之签约,这样可减少损失,保存国力,同时也可继续发挥朝鲜藩屏中国东北的作用。朝鲜不仅欣然允诺,还特别请求清政府参与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的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中朝两国的共同利益。

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本文阐述了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和好通商条约》的背景和过程；平实、公允地评价了赫德在签订《和好通商条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有力地揭露了他操纵谈判及同谈判对方联手损害中国权益的恶劣行径。

马建忠与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1882年在清政府的指导和主持下,朝鲜改闭关锁国为开国和亲,先后与美、英、德等国订立了修好通商条约。朝鲜这一对外政策的转变,是近代东亚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对传统中朝两国之间的朝贡体制,而且对以中朝日三国为核心的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发展也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