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南岸倒淌河镇蒙古村的通婚圈变迁研究

通婚圈是用来描述择偶规律和结构的重要“指标”,表示某一社会群体成员配偶对象的来源范围。它可以从“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行定义和测量。通婚圈的变化反映婚姻交往的变化,通婚圈扩大意味着人们择偶范围的扩大,远距离交往交流的扩展;通婚圈缩小意味着人们的择偶空间变小,地域交往封闭或不对称。文章以蒙藏汉聚居区青海湖南岸蒙古村为田野调查点,从人类学视角对其通婚圈的形成、特点及其发展变迁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蒙古村的通婚圈按照通婚形式可分为族内通婚和族际通婚,而通婚圈的变迁主要表现在通婚辐射半径逐渐延长、两性通婚圈的不对等和通婚民族趋于多样化等方面。

区域流动与婚姻选择:地理通婚圈对流动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流动青年的地理通婚圈特征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从社会融入视角进行机制分析,可以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世代的更替,流动青年的地理通婚圈呈扩大趋势,这对其生育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处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和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地理通婚圈对“乡—城”流动青年、男性流动青年、Z世代流动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从影响机制来看,社会融入是地理通婚圈影响流动青年生育意愿的重要机制。其中,经济融入发挥遮掩效应,关系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发挥中介效应。

中国城市青年地理通婚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保定、黄石和西安四城市的调查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青年的地理通婚圈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未婚青年意愿通婚圈和初婚青年现实通婚圈的扩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城市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小,但地理通婚圈不会因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而扩大。据此提出"二孩生育"政策应该成为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青年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城市青年的地域通婚圈作了研究。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未婚青年意愿通婚圈和初婚青年现实通婚圈的扩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市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小,但通婚圈不会因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而扩大。从通婚圈角度看,"二孩生育"政策应该成为我国生育政策的最终归宿。

青年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

本文利用2011年新生代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地理通婚圈和等级通婚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地理通婚圈主要在省内同县市范围内,与以往的本乡范围为主相比,通婚圈有了明显的拓展。新生代与老一代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扩展趋势;流动后结婚比流动前较大。同化理论在流动人口通婚中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这个过程可能是代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短期几年就可以实现的。人口流动不仅对婚姻行为的发生起到延缓的作用,同时还会扩大夫妇年龄差。另外,人口流动对户口和教育同类匹配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导致这两方面的异质性婚姻在增多,等级通婚圈也在扩大。

草苗的通婚圈和阶层婚

草苗是苗族的一个支系,居住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山地上。草苗内部分为60苗,40苗和花苗三个支系。在支系内又分为“上层亲(良亲)”、“中层亲”和“下层亲”三个不同的婚姻阶层。草苗存在着严格的族内婚,支系内婚和阶层内婚,这对草苗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权平等等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值得关注的农村通婚圈缩小现象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当前中国国民的通婚范围总体看呈扩大趋势,但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的通婚圈却出现内卷化、缩小化迹象。通婚圈缩小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和负面的社会效应,应当深入研究和积极应对。

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通婚圈变迁刍议

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迁带来了通婚圈的变迁,经济发展带来血缘关系向业缘关系的转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户籍制度改革、法治型社会导向,是农村社会通婚圈扩大的主要社会原因。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际圈子迅速扩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对社会以及流动人口自身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其婚恋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目前学界和政府对此关心仍然不够。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发现:除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户口和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特征外,迁移流动行为也与通婚圈扩展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迁移流动地域范围和相对结婚时间都与跨省通婚有关,地理通婚圈扩展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标志,但也不能忽视通婚圈扩展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和挑战。

试论中国族际通婚圈的构成

不同民族间的通婚状况是多民族区域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反映。本文通过对 2 0 0 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有关数据的统计 ,对中国 5 6个民族族际婚姻的现状进行了描述与分析 ,指出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以汉族为中心 ,包括各民族的大通婚圈 ,同时还有东北、西北、南方三个次一级的地方民族通婚圈 ,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及各民族间团结友好的关系。

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我国少数民族通婚圈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以云南省陆村拉祜族为例

"通婚圈"是研究少数民族婚姻模式变迁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之一。本文以云南省陆村拉祜族通婚圈变迁为例,从发展学视角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历史阶段通婚圈的变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贫困、发展、发展干预和社会变革在拉祜族通婚圈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族通婚圈的实地调查与分析——以大庄村为个案

本文以土族婚姻圈的现状调查作为研究主题,基于对某一典型土族村庄的实证调查与个案研究,以微观的社区视角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期作为相关研究的个案补充,为相应的通婚圈理论研究提供和补充新的材料。文章从族群、宗教、地域等视角探讨了土族的择偶标准、通婚圈的开放程度、通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等。

农民分化与通婚圈结构变迁——基于皖中大鼓村婚姻市场的考察

本文以皖中大鼓村的通婚圈结构的变迁为例,讨论了农民分化与通婚圈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近年来,农民分化打破了传统的通婚圈,使得当地通婚层级化,进而形成了通婚圈内卷与扩大的双重趋势。决定这一现象内在的机制在于彩礼性质的嬗变,收入上层的农民推高本地彩礼的同时,使得收入中层和下层农民把目光投向了无需支付彩礼的跨省婚姻,由此形成了彩礼压力下婚姻选择的不同。另外,农民分化与通婚圈结构的变迁可能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性后果。

从民族内婚到跨国婚姻:中缅边境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

中缅边境地区少数民族通婚圈存在着一个核心结构,即在本县范围和相邻缅甸村寨之间的民族内婚,中缅跨国婚姻一直存在于这一结构中。随着通婚地域扩大和族际通婚的增加,中缅跨国婚姻也呈现出了相同的变迁趋势。而通婚圈变迁的原因亦能解释中缅跨国婚姻的变化。在变迁中,民族习以为常的跨国通婚超越了民族内婚的涵义,其被凸显的过程是国家法规政策对其管理加强的过程,也是边民国家认同意识日益增强的表现。

择偶范围与农村通婚圈

择偶范围或通婚圈是人们婚姻行为特征的重要方面,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在对理论择偶范围作出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村通婚圈。

关中地区乡村通婚圈60年演变研究——以咸阳正阳镇为例

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从1950s到2010s不同年龄段,通婚圈平均距离从3.13km扩大到13.11km,样本总体平均为6.85km,超过70%样本的通婚距离在7.0km以内,样本通婚距离愿望与其父母愿望趋势一致,但是略大于后者期望的通婚距离值,样本学历与其通婚距离呈现正向变化。可见,关中咸阳地区乡村通婚距离随时间有扩大之势,但是总体狭小,其变化受到乡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明显影响。

传统客家村落的通婚圈及其成因分析——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

通婚圈及其成因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汉人社会通婚圈的研究很早就有学者涉足,并作过零星的讨论,但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关于客家社会的通婚圈亦间有论者涉及,但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就传统客家村落通婚圈的基本情况、影响通婚的诸因素,作一比较深入系统的探索,并力图与前人的研究形成对话。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地域结构分析

本文使用2011—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地域模式与圈层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的通婚地域模式具有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跨省通婚明显高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处于最低水平。地理通婚圈的空间圈层结构不但呈现出"空间等级分层"的物理结构,而且不同圈层本身的结构形态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地理通婚圈结构自内向外,出现了通婚圆→通婚弧→通婚点的梯度演化。此外,地理通婚圈分异还具有一定的方向偏好。

农村通婚圈变动对于男性婚配困难的影响——来自冀西北山区实地调查的初步发现

利用2010年问卷调查数据和2012年田野调查资料,研究了冀西北山区赤城县农村通婚圈变动趋势,男性婚配困难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女性远距离外嫁明显增多,她们向更发达地区婚姻迁移的特征突出;男性婚配困难增大,条件较好的中青年男性通过进城务工解决婚配问题,条件较差的中老年男性远赴云、贵、川、黔等西南地区娶回妻子;人口从山上向山下、从村落向县城的迁移速度加快,山上村落人口规模萎缩,中老年大龄未婚男性逐渐沉淀其中。进城务工大潮带来了农村通婚圈的扩大,女性婚姻迁移加剧了男性婚姻挤压,农村贫困地区男性大龄未婚、晚婚和失婚问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