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族的通婚范围初探

人类社会的婚姻从毫无限制的两性关系发展到群婚制,再由群婚制发展到血缘群婚和亚血缘群婚,然后进入到对偶婚。这些表明,人类婚姻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由近血缘婚到远血缘婚的转变。正是这种血缘婚姻的变化,使毫无限制的两性关系发展为婚姻关系。而婚姻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限制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小、婚姻的离异性越来越难和婚姻的牢固性越来越强,以至于最后达到婚姻的范围局限于一男一女。哈萨克族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目前还比较缺乏有关群婚、血缘、亚血缘家庭的资料。不过在哈萨克族的诸部落中,至今仍然有以妇女名字命名的部落。例如,克孜依部落,“克孜”在哈语中为“姑娘”之意,这很可能就是对偶婚时期母权制的残余。

择偶范围与农村通婚圈

择偶范围或通婚圈是人们婚姻行为特征的重要方面,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在对理论择偶范围作出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村通婚圈。

上海郊区姓氏和通婚分析

上海郊区本地人的来源多种多样 ,通过对 13个分布于各区县的乡镇随机抽样统计姓氏 ,并作各地之间的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发现嘉定、浦东、南汇、奉贤东部组成东北部一类 ,金山、松江、青浦、崇明组成相对一类。南翔姓氏来源复杂。马桥、金汇也是独特的一类。家谱中记载的姓氏与现代的姓氏有明显对应关系 ,并且东北部的姓氏主要来源于长江以北 ,而西南部姓氏来源于长江以南。这说明两地人群来源可能不同 ,东北部晚近成陆地区的居民来源于北方地区 ,而西南部居民来源于南方其他地区。马桥、金汇等冈身地带居民与远古马桥文化有传承关系 ,其姓氏成因多样。对金汇镇 2 0世纪不同时期通婚范围的研究发现 ,70年代以前 ,因媒妁习俗而使通婚半径固定于 5公里左右的两个乡镇之内 ,70、80年代自由恋爱使通婚半径缩为 3公里左右的同一个乡内 ,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发展迅速而通婚半径扩展到近年的国内各省。金汇镇的通婚范围和血缘自然扩散状况可以代表上海及南方多数地区。相邻乡镇之间在媒妁习俗时需 2 0 0 0多年同化时间 ,在自由恋爱时需 70 0 0多年同化时间 ,可见自然扩散对基因交流的作用是很弱的 ,移民混居才是主要因素。上海各来源群体的邻居历史远远短于同化时间 ,所以其间几乎是没有混血的。南方其他地区?

城市在职青年城乡通婚意愿与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的背景下,大量青年进城务工对青年的择偶地域范围产生一定的影响。本研究利用2014年在南京、保定针对5大类行业1028名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对青年的个体特征与择偶地域范围选择进行交互分析,对影响青年择偶地域范围选择的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择偶地域范围的选择上,期望或已经与“城里人”组建家庭的在职青年比例大大高于“农村”和“镇或县城”;从事公共管理、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的青年更倾向于选择“城市”青年,而从事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的青年则表现出了相反的倾向;在职青年的出生地域与其选择配偶的期望地域基本保持一致;24-29岁的青年更倾向于在城市中找到配偶;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青年选择“农村”的比例最高,而大专与本科文化程度的青年选择“城市”的比例较高,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青年的选择则介于这两类之间;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职青年的行业、出生地以及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可能与青年的择偶地域范围选择“城市”还是“非城市”之间显著相关。最后,研究对“男高女低”婚配模式和女性婚姻外迁所带来的农村婚姻市场失衡问题、城乡通婚背景下未来青年择偶模式的变化以及择偶地域范围扩大可能带来的家庭利益与代际关系转变等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

村庄婚姻圈变迁及影响机制分析——以华北F村为例

通过分析华北F村200对夫妻调查数据,运用定序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从人口流动、结婚变量和个人特质三个方面解读了在城市化背景下村庄婚姻圈变迁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F村男性村民出生年代越晚,结婚年代越近,通婚范围越远;同时,择偶时间、方式、家庭背景和村庄非农化水平成为影响通婚范围的主要因素。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教育程度、是否外出打工等社会性因素并不对通婚范围构成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择偶时间发挥作用。

变迁中的侗族村寨

20世纪 80年代 ,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乡的侗族在政府计划指导下开始发展西瓜种植业 ,过剩的劳动力也开始向广东沿海分流。这不仅改善了当地侗族的生产生活条件 ,更主要的是强化了与外界的联系 ,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如生计方式的多样化及衣食住行方面传统与现代并存。而长期约束人们的通婚规则也在逐渐松弛。房族作为一种血缘组织 。

评凉山彝族的等级内婚制

等级内婚,家友外婚制是解放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婚姻制度中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等级内婚制,就是只在同等级之内通婚,禁止与本等级之外的其他等级通婚。如兹合与兹合通婚,诺合与诺合通婚,曲合与曲合通婚。家支外婚制,就是只能与不同家支的人通婚。本文主要谈等级内婚制,并且仅谈兹合、诺合、曲合这三个等级之间的婚姻关系问题。从等级的角度来讲。

湘西苗族当代婚姻变迁调查报告——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古塘村为例

在多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核实并详细记录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古塘村龙炳兴祖孙三代通婚范围的变迁,经过调查以龙炳兴老人的家庭为中心,对其通婚范围做了全面的处理和说明。发现他们的通婚范围在当代有很大的变迁。究其原因,与外部势力的冲击和影响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传统的通婚是以姑舅表婚为基础,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传统的婚姻已经被突破,在苗族的婚姻里现在不单单是姑舅表婚的一种形式,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冲击,通婚范围是逐渐向外扩散。

贵州努侯瑶族婚姻习俗改革简论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贵州荔波县努侯瑶族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慎重、稳妥地进行了民族婚姻习俗的改革,赢得了民族发展的宝贵契机。一、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民族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相沿,逐步积淀而成的,由于所处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不同,因而风尚习俗千差万别,各具特色。这些风尚习俗,在塑造民族精神,团结、凝聚民族同胞,适应自然、战胜自然、繁衍生息、繁荣发展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也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贵州箐苗服饰中美的元素

贵州一是个相对落后的省份，境内分布着许许多多的苗族，基本全省各地都有苗族支系，由于苗族各支系文化背景及居住环境和通婚范围不同，也就保留和形成了不同的服饰文化圈，并在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里世代沿袭。

西北地区汉族婚俗漫谈

西北地区汉族婚俗漫谈高启安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Ｄｉｓｃｕｓａ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Ｈａ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ｕｓｔｏｍ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ｒｅａ￥ＧａｏＱｉ＇ａ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ｒｒｉａｇ...

关于民族间通婚问题的探索

一、中国历史上民族间通婚关系 我们所谈的民族间通婚的问题是指各民族在习惯法和法律制度上有关通婚范围的规定和实际生活中各民族间通婚的情况。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研究各民族间通婚的历史变化和现状,不仅对研究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研究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课题之一。

绝大多数农民通婚不出县

据中国科学院最近对6个省市19000余户农民家庭的调查: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的通婚范围不超过25公里,其中80%的农民通婚不出县,57%的农民通婚不出乡,30%的农民通婚不出村。时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农村青年弃农从工、弃田从商,然而,在这些人中,大多数抱定乡土难离的观念,仍把择偶的目光盯在家乡这块土地上。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个村姓韩和姓夏的占全村人数80%。村里大小事都是两家说了算。

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对拉萨市与山南地区200户家庭的调查

本文根据社会调查的第一手材料，结合有关文献，对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通婚范围、婚姻决定权（择偶方式）、婚后居住方式、婚姻形式、婚姻礼俗、生育决定权与生育状况、家政决定权、家庭安全、家庭生活预期与评价。文章通过描述和分析，揭示了当代西藏妇女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乡村蒙古族婚姻的现状与变迁——基于内蒙古东部的村落调查

蒙古族婚姻是该民族历史传统、周边文化影响及社会发展的共同产物。本文以内蒙古通辽市蒙古族村落的实地调查材料为依据，通过四个不同类型村落资料的横向比较以及1996年调查数据与2005年调查数据的纵向对比，对东部蒙古族乡村地区的婚姻现状与变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福建畲族的婚姻状况和收养关系──以霞浦县水门乡茶岗村为例

本文以霞浦县水门乡茶岗村的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结合族谱和其他文献资料，对福建合族的通婚范围、婚姻形式、过继、抱养养子养女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与分析，认为畚族在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嫁娶婚的同时，也存在童养媳、姑换嫂和招赘婚等婚姻形式，这些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作者特别指出，舍族的招赘婚在某些地方较为普遍，但它是某些家庭为了延嗣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有人将此种现象称之为“男大当嫁”是不符合事实的。

黎族传统社会婚姻习惯法探析

黎族传统社会婚姻习惯法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并内生了一系列与婚姻制度相配套的系统而完善的婚姻规则,如严格规范通婚范围,明确规范婚姻缔结程序,合理规范婚姻关系终止的程序,特别规范再婚程序等。虽然这套习惯规则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但其倡导婚姻自主、禁绝血缘内婚的朴素习惯法则,却也暗合了近现代文明的主流价值,即婚姻自由、尊重女权。

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姻规则

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姻规则,是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个问题。著名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他出版于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按辈份限制同一血缘群体内的通婚范围的所谓血缘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姻规则的假说;稍后,恩格斯在他于1884年初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完全接受了摩尔根的血缘婚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