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经解》刊刻过程考

辑刻于清康熙年间的大型经部丛书《通志堂经解》140种1860卷,上承《十三经注疏》,下启《皇清经解》,在经学史和出版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关于其刊刻过程,后世各书志、书目多语焉不详或存在误解,故《通志堂经解》见于著录时,其版本一项多有不同。经过全面搜集分析各相关资料发现,《通志堂经解》始刻于康熙十二年,至康熙十九年主体部分刻完,但仍未竣事,之后仍有经解付刻,而较多的经解在校订、改版,直到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之间,完整的《通志堂经解》刻印完毕。

徐乾学、纳兰成德与《通志堂经解》关系新探

清康熙年间辑刻的大型经部丛书《通志堂经解》一百四十种一千八百六十卷,荟萃宋元经学要籍,上承《十三经注疏》,下启《皇清经解》,在经学史和出版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丛书以"通志堂"名编,各卷末题"后学成德校订",故各书目多署纳兰成德编刻;但实际上该丛书的真正辑刻者为昆山徐乾学。徐乾学、纳兰成德与《通志堂经解》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纳兰成德在编辑《通志堂经解》中的作用

署有“纳兰成德校订”的《通志堂经解》问世以后,在编辑权上存有异议。笔者查考了纳兰成德、徐乾学、朱彝尊等人的著述,认为纳兰成德是辑编《通志堂经解》的倡始者、资助者、参与者,担任着该书主编的角色。署“纳兰成德校订”未尝不可。

《通志堂经解》的总体特点、贡献及不足

《通志堂经解》辑刻于清康熙十九年,不论在经学上还是在版本学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十三经注疏》,下启《皇清经解》正、续编,为清人治经的重要依据,又多以宋元秘本作底本,精写付刻,可称清初写刻本的典范。

纳兰成德与《通志堂经解》编纂问题的考辩

《通志堂经解》与《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并称为清代三大经学著作。但自其刻印完成时,关于其作者争论也一直存在,其中编纂内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序跋、《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和《礼记陈氏集说补正》的作者问题。通过对《经解》本身的研究分析以及选取前人学者罕用的材料,可以论证出纳兰成德作序跋、亲撰《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和《礼记陈氏集说补正》。

胡季堂与《通志堂经解》的补刊

王士禛《分甘馀话》记载,《通志堂经解》书版在康熙年间"收贮内府",乾隆五十年(1785),高宗发上谕宣布内府对此书补刊完成。通过胡季堂等人的记载,发现此书版曾存贮于苏州织造局;更鲜为人知的是,《通志堂经解》在内府补刊之前,曾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三十九(1774)年间,由胡季堂等人出资进行过补刊整理。

《通志堂经解》及其书版入藏内府考

故宫博物院藏有多部《通志堂经解》,部分印版也保存在故宫。本文通过新材料的发现及对内府档案的发掘,对此书及其印版入藏内府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得出结论:《经解》刊成于康熙三十年,是皇长子胤褪最早将其进呈入宫中;康熙四十四年圣祖第五次南巡时,将原藏于徐乾学家的书版收归苏州织造贮藏,并从徐家带回一部《经解》;乾隆三十八年,胡季堂与彭元瑞等人出资补刊《经解》;乾隆四十八年,高宗命苏州织造将《经解》书版运至宫中,并再次进行补刊;乾隆五十年,全书补刊完成。

《通志堂经解》刊刻问题新探

《通志堂经解》的辑刻有诸多问题尚待澄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此书的版式特征及发掘相关史料,得出了关于《通志堂经解》刊刻的若干新认识:此书不存在康熙十五年初印本;徐乾学在成德“捐金倡始”之前,已经开始刊书,《新定三礼图》是其中最早刊成的一种;《通志堂经解》完成于康熙三十年。

纳兰性德经解诸序编年考略

署名纳兰性德的经解诸序,性德应为作者之一。朱彝尊全面参与了《通志堂经解》的编辑工作,也是经解序的主要撰写者。序文的其他作者尚有陆元辅、张云章、黄虞稷等人。徐乾学辑刻《通志堂经解》,完工于性德身后,约在康熙三十年左右。

敖繼公小考

敖繼公《儀禮集説》在《儀禮》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最近十幾年來有關該書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但關於敖繼公其人其事,則尚未有專文討論。明初修《元史》不録敖繼公,元人文集及明修方志的記載是後人了解其生平的基本依據。史料對敖繼公的叙述,經歷了若干演變,直至清康熙間邵遠平《元史類編》才算基本定型。除《宋元學案》所列門人外,姚式、陳繹曾諸人亦從學於繼公。此外,本稿還大致推定高克恭薦舉敖繼公之年及敖氏卒年。

北京大学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底本来源例析——以清刻本为中心

北京大学李盛铎旧藏和刻本经部文献中,《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易学启蒙通释》《周易本义附录纂注》《周易本义通释》《书集传纂疏》《诗集传名物钞》《四书纂疏》等著作的覆刻底本为清《通志堂经解》本,《大戴礼记》系翻刻《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春秋经传集解》附《春秋名号归一图》《春秋年表》翻刻自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仿刻元初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经传释词》以《清经解》本为底本。通过对这些和刻本汉籍底本来源的辨析,可发现其中蕴含的近世中日书籍流通的历史背景,以及日本江户时期汉学影响图书刊刻出版的思想旨趣与学术宗尚。

长春中医药大学藏《周易义海撮要》版本考辨

长春中医药大学所藏《周易义海撮要》版刻精美、字体隽秀,颇有宋刻之风,故有学者认定其为宋刻;亦有学者经比对后认为该书版本应是清刻。在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时,馆藏单位却以明刻本进行申报,可见对于该书版本一直未有定论。经研究考证,该书应为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经解本,是书贾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的造伪产物,其目的是以清刊充宋刻,以期从中牟利。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经典释文》考论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经典释文》是以《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抄写而成的。与底本相比较,文津本不仅改动卷题及作者衔名,还将卷尾的统计数字删去。从文本内容看,文津本有不少错误。其致误之由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校改失误,二是抄写讹脱,三是擅改底本,四是所补无据。就《经典释文序录》及《春秋左氏音义》而言,四库馆臣校改失误者61条,抄写讹脱者27条,擅改底本者8条,所补无据者5条。披沙金,馆臣的校勘亦时有可取之处,其正底本之误者有25条。学者整理和研究《经典释文》时应当吸收馆臣正确的校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