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电商平台环境下“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及完善——基于域外“通知-删除”规则的现实考量

随着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网络专利侵权案件的频发,将“通知—删除”规则合理的运用于电商侵权行为中十分必要。但由于专利权客体的特殊性,该规则在适用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2021年《民法典》正式实施以来,“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专利侵权中的适用暴露了许多的问题,例如电商平台作为第三方平台应当承担怎样的义务、权利人滥发通知、法律没有对何为合格的通知做明确的规定等问题。为了能让“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纠纷中获得更好的实践效果,使电商平台经营者和权利人的利益达到平衡。本文通过分析专利侵权的特殊性,结合民法典中对于“通知—删除”规则的规定,学习域外有关“通知-删除”规则运用的经验,探索完善“通知-删除”规则在我国电商专利侵权中适用的道路。

“通知—删除”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的“通知—删除”规则确立了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的救济制裁保障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对“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风险分配不均、权利类型不明晰、权利滥用、电子商务平台角色定位不准确等一系列问题。应当统一以侵权法为基础进行规制,妥善分配风险,加重平台经营者相应法律责任;对知识产权权利类型予以细化,并分别制定适用规则;严格规范“通知权”的认定标准和行使方式。同时,应当强化电商平台经营者公共秩序管理权能,重新审视其社会职责以维护营商环境,而不能视之为纯粹的中间人。

《中美经贸协议》“通知—删除”规则与中国网络版权立法回应

《中美经贸协议》“通知—删除”规则对网络版权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具体包括突出侵权阻断的时效性要求、对“恶意”提交通知和反通知课以赔偿义务、调整错误通知的归责原则,并将恢复上架等待期设置为二十个工作日等。《中美经贸协议》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对中国网络版权立法完善形成一定挑战,其转化实施面临着合格通知的标准过于笼统、对“恶意”提交通知和反通知的惩罚措施缺失、“善意”的判断标准模糊、上架等待期的设置缺位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中美经贸协议》“通知—删除”规则的内化过程有助于促进该规则的有效运行,推动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变革,由此,建议应进一步细化有效、合格通知的条件,引入“恶意”错误通知和反通知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明晰“善意”的判断标准,并对“声明未侵权即恢复上架”的规则进行调整。

论中国网络版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合格通知标准——兼评中美经贸协议“通知—删除”规则的中国转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中国网络版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合格通知标准,适用于实践中存在对时效的规定过于依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由裁量,以及尚未对"善意"和"恶意"通知进行具体的责任区分与权利人承担"通知"合格举证责任过重等问题。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合格通知标准的相关文本规定上,提高了对采取措施的时效性要求,增加了通知错误的"善意"标准规定,降低了合格证据的标准。因此,可在借鉴中美经贸协议基础上,通过确定涉嫌侵权信息的标准为"及时""立即"与"迅速"兼容,增加"善意"通知错误免责的具体标准,明确"侵权初步证据"形式的审查标准等路向,优化中国网络版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合格通知标准。

刍议电子商务平台服务提供者专利间接侵权中“通知—删除”规则的完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网络环境下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也越来越多,对专利权人合法权益以及市场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政府、法院和电商在近年都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而针对电商专利间接侵权的"通知—删除"规则成为了三方举措的"最大公约数"。对于专利侵权的类著作权"避风港"制度,虽然受到新近立法的推崇,但其中所涉及的侵权通知应具备的条件、反通知、必要措施的界定和错误通知的责任承担等一系列问题,均尚未明确。同时,在"通知—删除"规则下,专利行政部门、法院和电子商务平台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仍有待完善。

专利法上“通知—删除”规则研究——以电子商务中规则滥用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六十三条引入"通知—删除"规则,试图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位,督促其承担与之身份相匹配的更高的注意义务。但现有"通知—删除"规则未能体现专利制度的特点,核心要素模糊、配套制度欠缺。这导致规则解释适用中的冲突,助推了电子商务中业已存在的"通知—删除"规则的滥用倾向,不合理地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任。因此,需要对规则进行体系化构建。

电子商务中“通知—删除”规则滥用的规制——以平台自治与法律实施为视角

旨在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在网络环境下快速维权的“通知—删除”规则日渐被恶意投诉人滥用,成为其谋取“垄断租金”的工具,而电子商务中的商标挟持则表现得最为活跃。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平台自治相较于法律实施更具有效率优势,电商平台为遏制恶意投诉所采取的自治规则具有合法性。受重复交易和声誉机制的约束,电商平台倾向于对通知进行实质审查并据此扩张必要措施的种类和适用条件。而电商平台自治规则效率优势的发挥离不开法律实施阶段对于平台责任的相应放宽,在电商平台经实质审查后采取了错误的措施时,法律实施不应加重电商平台的责任,其仅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形下才须承担责任。

论“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以平台自治为视角

"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条文并没有赋予平台自治的空间,但是平台自治的需求已经"凸显"。免责条款理论表面上能保障平台自治,但是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归责条款理论是我国的通说,其扼杀了平台自治的空间,司法实践对此虽有调和,但是难以济事。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系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在性质上仅仅是行为标准。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形并非侵权的充分条件。事实上,这一行为标准的违反在侵权法上的意义仅仅作为主观过错的证据,电商平台可以反证其不具有过错。司法实践中亦有区别对待"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和侵权之认定的做法。明晰此点方可保障平台自治,同时亦实现电商平台对用户监管之目的。

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探析

中国“首例微信小程序案”反映了近年来涌现的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时所遇到的问题,小程序平台发挥传递信息和内容的作用,没有影响或控制的能力,如果“一刀切”要求其删除所提供的服务,可能违背比例性的原则。本文对小程序平台进行类型辨析,分析其是否可以驶入“避风港”免责,并基于“通知—删除”规则适用存在的局限性,提出增加“转通知—反通知—恢复”义务,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事前必要的审查义务,完善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议。在鼓励互联网技术创新时,应加强平台的综合治理,同时亦保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

电商平台中恶意投诉行为的规制——基于“通知—删除”规则的再审视

为应对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纠纷,我国的《电子商务法》中规定了“通知—删除”规则,而在实践中,该规则遭到滥用,利用该规则的漏洞发起恶意投诉以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电子商务的经济秩序与生态平衡。“通知—删除”规则遭到破坏,需对其进行再审视。当前,学界从理论与实践上均对补正“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探索,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此,应立足于对平台协议条款内容的再完善,包括补正平台协议、引入担保机制、完善诚信机制,以规制恶意投诉行为。

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适用研究

电子商务的发展日新月异,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也日益增多.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引入了“通知—删除”规则,为明确电商平台的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适用中仍有许多困难.本文通过明确通知、反通知的形式和内容,确定平台的义务,提出可行性方案,望对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有所裨益.

《民法典》背景下 “通知—删除” 规则的变化研究

为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国参考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中的“避风港规则”和“红旗原则”设立了“通知—删除”规则.在网络产业和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中,原有的“通知—删除”规则存在不足之处.此次《民法典》的颁布,对“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本文以《民法典》背景下“通知—删除”规则的主要变化为起点,分析“通知—删除”规则新的完善点以及潜在的缺陷,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途径,即尽快出台模糊条款的司法解释,并考虑依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治能力.

论电子商务“通知—删除”规则的缺陷与完善

“通知—删除”规则,是电子商务领域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时,权利人通过向电子商务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平台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侵权行为的规则。该规则的立法本意,在于构建快速、高效的侵权纠纷解决机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增补的“通知—删除”规则条款对有效通知的实质要件和网络平台免责事由规定不明确,导致此规则被知识产权人滥用,尤其是在短期促销活动中,被用于删除竞争对手的产品链接,成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应完善通知与反通知的实质要件以明确初步证据的证明程度,明确平台的免责事由以合理降低平台的法律风险,使该规则更适合于中国的电商环境。

浅析“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的运用

电商平台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现象日益增多,由于电商平台不同于现实中的有形商铺,权利人维权成本太高,在避风港的规则下,权利人权益得以有效保护,然而,“通知—删除”规则被肆意滥用,与反通知规则存在利益失衡,电商平台在权利人和平台内经营者之间成为重要的桥梁,但其承担的注意义务过于狭小,造成电商平台营商环境日益恶化。有必要对权利人错误通知明确相应法律责任的范围,以减少权利人对“通知—删除”规则的滥用,通过完善反通知规则的法律体系,维护平台内经营者的抗辩和救济权利,明确电商平台的合理注意义务,优化电商平台营商环境。

《电子商务法》“通知-删除”规则的分析与完善

《电子商务法》中确立了“通知—删除”规则来保护知识产权,该规则移植于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中的“避风港”规则,《电子商务法》将其从著作权保护领域扩大适用到专利权和商标权保护领域。《民法典》的颁布对该规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并未改变其基本流程。面对电商领域严重的恶意投诉情况,有必要改进“通知—删除”保护规则,引入电商平台对涉嫌侵权商品进行初步裁判,以充分发挥电商平台的作用,均衡权利人和电商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论合理使用对滥用通知现象的遏制——美国“跳舞婴儿案”的启示与反思

设立避风港规则的初衷是为了减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侵权责任,其核心内容是通知—删除机制。当前该机制在版权领域的滥用现象日益严重,一大诱因是通知合格性要求的不完善,主要源于侵权证明中合理使用审查制度的缺位。关于应否将合理使用审查纳入通知的合格性要求范畴,需要对合理使用的本质先予澄清。而合理使用审查结果的优劣抑或真伪,会涉及主观和客观两项评价标准。至于未满足合理使用审查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则要求将合理使用与善意要件、真实性要件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美国"跳舞婴儿案"突破性地将合理使用审查纳入通知的合格性要求,值得借鉴。但在后续的诸项规范上多有商榷之处,我国应当引以为戒,构建一个更为平衡的避风港规则。

我国避风港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建议

避风港规则是近些年我国通过法律移植产生的规范网络侵权行为的一项规则,但其中的'知道标准'、注意义务以及'通知—删除'制度等尚存在一定的问题或缺陷。借鉴分析美国相关标准后,提出完善建议:在立法方面,应当将'事先注意义务'规定为'明确标示'+'标准技术措施',对于'事后注意义务'应明确规定;在司法和辅助制度方面,应及时查封重复侵权账号,适当降低版权费,在ISP与著作权人之间建立平衡利益机制,加强对网络服务提供商职业道德的约束。

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从数据输入、模型运算以及输出结果的运作流程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使虚假信息在数以万计的数量级上成倍扩散或者合并的能力。为此,世界各国政府正在面临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设置护栏和保障措施的任务,主要面临以下困难:高拟真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加剧了事实核查的难度、虚假信息治理时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不足、监管责任的互相推诿等。据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部署者、服务提供者等利益相关主体应当紧密合作,共同承担虚假信息排查与管控的风险,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分层式治理,虚假信息治理的整体布局(包含数据层、内容层、服务层);二是纠正式治理,保障受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害主体救济权;三是协同式治理,责成AI价值链上最密切利益主体对虚假信息的不良后果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行业共治视角下短视频版权保护规则分析

短视频并非一个新的法律概念,短视频构成视听作品受版权保护并无法律障碍。当前短视频版权保护深受关注的根本原因是短视频产业与长视频产业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在法律上表现为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和短视频平台责任的承担。短视频著作权侵权认定的难点在于合理使用的认定,短视频平台责任承担的争议点在于“通知—删除”规则和“红旗标准”规则的适用。短视频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分类施策、个案认定”。普遍适用于长视频的“红旗标准”不应教条地普遍适用于短视频,而应当通过类型化短视频区别性地适用,“通知—删除”规则依然是短视频平台侵权责任认定的基础性规则。短视频版权保护的“真问题”是如何平衡长视频著作权人与短视频制作传播者的利益,社会多方共同治理是实现长视频价值充分发挥和短视频产业健康发展的共治共赢之路。

电子商务平台中知识产权错误通知的法律规制研究

知识产权错误通知给健康有序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造成极大的干扰,目前法律对错误通知仍存在规制路径不清、要件认定不足、责任承担不明的问题。在规制路径上,现有司法实践应改变向侵权法一般条款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逃逸的趋势,更多地适用具体的商业诽谤条款。在要件认定上,有必要从商业诽谤条款切入,通过对商业诽谤条款过错、方式、内容和损害四个要件的再解释,对错误通知展开细致的分析。在责任承担上,目前错误通知责任承担的主观要件争议较大,要明确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两种责任承担对过错的要求并不相同,停止侵害责任的承担无需过错,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