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兼评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

本文基于政策损失函数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型框架,建立了一个不包含预期通货膨胀的反映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使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同时评价了1985-2005年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绩效。研究结果表明:(1)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除了1985、1986两年为负值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值,表明通胀缺口的降低有助于抚平产出缺口;(2)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呈现"凸型"变动模式,并且已经过了波动的顶峰,出现显著下降并逐渐稳定的趋势,这种稳定的趋势有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和稳定物价目标;(3)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在1996年前较差,在1996年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并在2000年后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实际政策损失逐渐向最小政策损失靠拢。

双轨制利率体系下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估计与检验

利用广义矩估计法(GMM)考察现行双轨制的利率体系下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适用性。结合我国的经济数据及实际情况,构建具有利率平滑特征及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对管制利率及市场利率两种体系下的泰勒规则进行检验,结论显示存款利率并未根据通胀及产出的变动加以调整,而市场利率及管制较为放松的贷款利率对产出、通胀以及货币供给均能作出反应,对产出及货币供给的反应显著,但是对通货膨胀反应不足,即依据预期通胀、预期产出及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估计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尚不具备稳定性,当前不宜将泰勒规则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通过MS-AR模型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个区制,运用LT-TVP-VAR模型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影响,运用SV-TVP-VAR模型测度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时变反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能够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而促使中央银行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在货币政策规则和工具选择上,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缺口的长期调控效应明显,短期效应存在滞后性,且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出现政策效应减弱现象;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水平下,都能够对产出缺口进行有效调控,但是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对通胀缺口的调控能力不足。上述实证结论,对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选择货币政策规则和工具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支持。

泰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实践的实证检验

泰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实践的实证检验证明:泰勒规则能够为我国实行利率调控提供一个基准,并能判断货币政策的松紧,也说明泰勒规则确实能为我国的货币政策运行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文章根据通胀—产出缺口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总供给曲线（AS）的宏观经济调控差异测度方法。根据1996~2009年间数据运用HP滤波计算出潜在产出以及通胀率,并结合虚拟变量回归模型得出2003年前后两段的AS曲线斜率;最后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AS斜率进行测算,得出相应结果和建议。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

近百年来,宏观政策理论经历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等几次里程碑式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内核的主流宏观政策理论。该框架注重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类短期稳定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平抑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从而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实现短期经济稳定。

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验分析——基于目标实现与工具选择角度的评价

本文利用HP滤波、LSTVAR方法估算我国产出缺口、通胀缺口及货币政策变量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以此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在目标实现和工具选择等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经历了"急刹车"、"软着陆"、"防通缩"和"控温降速"等阶段,政策调控缺乏预见性和提前量,政策工具的使用和力度把握不准确,政策有效性不容乐观;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混合使用使得政府很难掌握调控力度和节奏,政府以利率作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做法不明智,应主要借助信贷、货币量调控。随着经验的积累,政策工具选择的侧重点越来越突出,微调特征日益明显,调控效率总体上有显著提升。最后,本文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是偏好多目标制还是偏好单一目标制?——基于开放条件下非对称损失偏好函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非对称损失偏好函数探究了开放条件下央行货币政策在产出缺口、通胀缺口和汇率缺口上的损失偏好,实证结果表明央行的货币政策偏好多目标制。央行在产出和通胀上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损失偏好,这种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取向表明控制通胀和促增长是央行并重的目标;但在汇率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损失偏好,表明央行的汇率政策侧重于支持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

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与惰性区域的识别和检验

在对货币当局政策偏好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更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用于识别名义利率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非线性和非对称调整特征以及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化的惰性属性。采用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作为名义利率的代理变量,对上述货币政策反应模型进行广义矩估计,并对参数进行约束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整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即当通货膨胀率在目标通货膨胀率的较小范围内波动时,利率并未针对通货膨胀与目标通货膨胀率的偏离做出调整,而当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的偏离(即通胀缺口)超过惰性区域时,货币当局开始针对通胀缺口调整利率,并且随着通胀缺口的增大,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存在明显的非线性调整特征。

泰勒规则的实证问题及在中国的检验

本文首先对有关泰勒型货币政策规则特征的研究文献作了一个简要回顾,并考察了对泰勒原式的修正以及运用和设计泰勒规则的理论及实证问题。然后,本文分别运用广义矩方法及协整检验方法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泰勒规则虽然可以描述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走势,但这一规则是不稳定的,故目前并不适合在我国运用。

我国财政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定量评价

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但不能由此忽视政府和学界预见经济走势的能力有待提高这一现实。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平抑物价波动的功劳不应归属于财政政策,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框架演变与当前进展

在超宽松货币政策和海外需求复苏的推动下,日本信用缺口在正值上方走强,产出缺口向零值收敛。信用和产出活动走强,通缩风险消退和油价冲击减弱,必然会带动日本通胀水平的逐步提升;但是结构性因素的压制,以及信用和产出活动能否继续保持上冲动能,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鉴此,2019年日本能否达到2%的通胀目标仍需要观察。而按照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在通胀没有回升且站稳于2%上方之前,仍将继续执行"QQE+YCC"策略,每年基础货币扩张80万亿日元,并将国债曲线长短端收益率均压制在零值左右。这使得低利率日元成为全球利率的底部锚,全球市场套息交易也将压制美国债券市场利率的上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