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客服务与企业的核心能力——以通讯制造业为例

明确了通过顾客服务培育企业核心能力的必要性,并对顾客服务的涵义、特点、目标和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建立顾客服务竞争优势的途径.最后,以通讯制造业为例,论证了培育企业核心能力的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及产能转移动因实证分析——以江苏省苏州市电子通讯制造业为例

近年来,苏州地区外资电子通讯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情况较为突出,这对相关地区的经济运行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在回顾产业转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要素供给、产品供给和产业集聚视角分析和验证电子通讯制造业转移的动因,发现要素供给是电子通讯企业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而产品供给不是转移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应产业转移趋势、促进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建议。

企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

文章运用分位数回归估计,利用中国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第一,从2005年到2007年大市场地区的国内外市场潜能与不同水平的企业生产率成反比,表明较高生产率的通讯企业并不倾向于竞争激烈的大市场地区。第二,相对于补贴性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支出更加有利于地区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而且"提高进入门槛"的开发区政策更显著地吸引了较高生产率的企业。第三,生产率偏低的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具有依赖性,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对科技环境浓厚的地区具有强烈偏好。第四,中西部地区对企业选址仍然缺乏吸引力,尤其是西部地区。因此,必须转变"一味求大"的产业发展思路,服务与促进产业内部各层次企业"提质增效"。

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与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对1996-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及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又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产业内贸易贡献不大;加入WTO前后两个阶段产业内贸易及其结构变动呈相反的趋势;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是产业内贸易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三个因素的影响很微弱。这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扩张的基础是成本优势且主要集中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加入WTO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选择适当的指标,比较了中国同部分国家电子和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中国电子和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中国电子和通讯设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5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专业化集聚与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最优的专业化集聚规模在0.7左右,控制变量的加入会导致最优的专业化集聚规模产生小范围的波动,但结果维持在0.7~0.75之间;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TECHCH),纯技术效率(PECH)和规模效率(SECH)之后,三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就影响程度来看规模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

京津冀产业链发展与培育建议——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

京津冀产业链的培育与构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奠定产业基础。京津冀三地已形成的部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业链主要是依托北京科研机构、中关村和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区、天津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国家通信产业园、国家片式元件产业园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园区、国家化学与物理电源产业园区,河北廊坊固安工业园区。

我国通讯设备制造业研究人员数量特征的生态研究

明确通讯设备制造业中研究人员对于产业不同指标所起的作用对于行业发展非常重要。本文从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演化规律出发,基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利用双密度依赖模型和密度依赖模型,根据研究人员与产业利润、研发投入、新产品开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来研究通讯设备制造业研究人员数量特征。结果发现,研究人员对于产业利润存在协同生长相互依赖的关系;新产品开发投入也表现出了和研究人员数量的相互依赖特征;现有的研究人员对研发投入有着较强的增长需求,而研发投入却有减少研发人员数量的需求。

我国高技术产业省区差异与经济绩效实证分析——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

我国高技术产业下属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迅猛,占高技术产业总量的比重高达55.95%,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主导产业,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采取系统聚类方法将30个省(西藏数据缺失将其剔除)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按人均指标分成发达省区、中等发达省区、欠发达省区,以此引入反映区域差异的虚拟变量,采用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省区差异与经济绩效进行回归分析。因地制宜的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缩小省区之间的差异。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必须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文章以高技术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对相关经济理论、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因素,并利用2000-2014年相关数据对这些可能因素和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指出(结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增长会推动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行业资本水平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则会阻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平均规模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尚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中国提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乃至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建议。

供应链的通讯设备制造业库存控制的探讨

当前,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研究库存控制问题成为热点。供应链管理强调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强调通过企业协作与信息共享实现供应链整体优化。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库存控制方法已经不适合信息化、整体化的要求。通讯设备制造业普遍存在原材料库存压力大,物料周转率低的现象,对于发展日益迅速、竞争日趋激烈的通讯设备制造业如何在供应链条件下实现库存控制的优化,成为各大通讯设备制造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营通讯制造企业研发管理内部控制研究——以华为公司为例

民营通讯制造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更注重企业研发。研发环节是风险极大的环节,对研发管理的内部控制优劣决定了研发的成败。以民营通讯制造企业的代表——华为公司为研究案例,认为民营企业相较于国企而言,体制更加灵活,对研发管理有更大的自主权,风险管控也更为重要。华为公司在研发方面做得很好,可以作为行业标杆,但其研发管理内部控制体系仍存在诸多缺陷,基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与评价五要素对其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措施。

电子及通讯产品制造业

2000年电子信息产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中投资类和元器件产品增长最快。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和利税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同步增长,全行业整体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大集团和三资企业的骨干作用和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重点工程进展顺利;整体技术水平显著提高,部分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

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崛起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高度开放和竞争中，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某些主导产品方面形成了自主开发的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总结其经验，为我国在加入WTO后如何加快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全球电信设备制造业陷入泥潭

在过去五年间，全球的通讯设备制造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一年后的今天，随着纳斯达克泡沫的破灭，曾经炙手可热的电信设备制造业陷入了严重供过于求、收益逐渐萎缩、股票下跌不止、经营状况不稳定以及大量裁员的困境。

任正非 通讯领域的“中国狼”

人物述评 任正非在一进入网络技术界就坚定地相信：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强。

出口贸易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电子信息及通讯设备行业为例

江苏省电子信息及通讯设备行业出口不断扩大,产业集聚趋势明显增加。通过实证分析可知江苏省电子信息及通讯设备行业出口规模对集聚程度有显著影响,但有一定的滞后性,国外需求对该产业集聚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该行业利税率很低。高新技术产业应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发展一批竞争力强的大集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国内市场的开发力度。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特征与布局优化

本文利用近年省区截面数据,研究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布局优化。研究表明: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整体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型的发展特征和以广东、江苏为驱动力的双核化发展趋势。在局部空间相关性上则呈现出:福建、江西和海南的"低—高"特征;四川与周边省份的"高—低"特征;甘肃、宁夏、内蒙古和新疆等西北四省的"低—低"特征。基于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我国应在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产学研科技资源统筹互动,加速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四川、陕西、河南等中西部内陆省份,要基于独特资源禀赋,主动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应加大力度吸引国际产业资本在中西部地区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