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通识教育制度的建构与变迁

通过梳理北京师范大学通识教育制度建构与变迁的历程,可将其分为大学预科制度时期、高师教育转变与师范大学改制时期、师范大学时期的学分制与自由选修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大学课程的整理以及共同必修课程的加强、全校公共选修课的重构时期、通识教育模式的当今探索时期6个阶段。外来移植与本土化是北师大通识教育制度产生的路径,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是通识教育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学者、国家和大学的共识诉求是通识教育制度重构的主要方式。

我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制度变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通过梳理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在制度上反复摆动,并留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印记。这种现象可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供需理论进行解释,从而揭示了教育制度变迁上的"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均衡"的产生与发展机制。基于我国通识教育有待充分发展的现状,以史为鉴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供需理论的分析,可以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方面对当前我国通识教育宏观政策的制定提出若干对策。

论我国通识教育的制度困境

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实践最重要的是制度保障。通识教育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反差, 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一教育存在许多困境,一是学生管理的制度困境,二是教师管理的制度困境。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及制度的构建反思：1995～2005

本文以十余年来通识教育理念和制度反思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对现有中国现实环境下的通识教育理念、意图的解释,探讨“通专结合”的理念和做法对深化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意义,从而尝试性地探讨当前中国通识教育深化的可能路径。

本土传统与西方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识教育的制度化进程

本文基于中西关系、政策迁移与制度化的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通识教育的起源与扩散进行了历史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探索文理交融的通识教育模式,这一探索主要基于本土实践的需求,通识教育的概念和实践伴随着国人的境外教育考察而为人所知,但影响并未凸显;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通识教育概念和实践广为传播,被部分精英综合大学接受之后逐渐扩散到理工院校和其他高校,同时也出现了文化素质教育这一竞争性的本土概念;进入21世纪后,通识教育的实践逐渐被制度化与机构化,同时超越单一的课程维度,引入导师制、住宿学院制、荣誉学位等育人举措。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在课程和组织层面明显受到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的影响,本土传统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古典人文教育与经典教育传统是中国重视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住宿制书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古代书院传统的现代延续。

问题及改进:大学通识教育的价值引领与制度回应

通识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通识教育需要价值引领与制度回应:大学校长需增强课程领导力,促进理念上的共识;成立通识教育委员会等专门组织,优化顶层设计;构建基层教学研究组织,提升教师通识教育能力;完善通识课程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增强教学有效性;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在优质资源共享与创造转化中提升教学水平。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难以深化的根本因素分析

20世纪末以来,为矫正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的弊端,我国高校纷纷采取加强通识教育的应对举措,但客观而言,我国高校的通识教育实践还远未触及通识教育的根本精神。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是缺乏自由教育的根基,使通识教育观难以生根发芽;二是强大的功利主义传统制约了通识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生长空间;三是我国现代大学的组织形式及学科制度客观上抑制了通识教育的发展。

美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制度成因

自派加德提出通识教育理念之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便具有了不可割裂的关系,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先后出现了"融合-分裂-对立-融合"的关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关系的这种演变除了受到社会需求、大学教育理念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大学内部制度的变革与发展也是两者关系形成与变革的重要原因。

基于制度自适的中国高校通识教育探析

通识教育的内涵在于学术、能力和人格三方面的塑造。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特殊国情决定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应当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体系。从坎贝尔制度理论出发,研究探索适应中国实际的多维的通识教育理念模型,从而为中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个多维的逻辑坐标。

国外高水平大学通识教育的制度建设与启示

中国高校已广泛接受通识教育的理念,然而,不应仅仅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课程表,更要学习它们先进的制度经验,即科学的通识教育规划、对课程的公正选拔和评估以及有效的日常管理与支持。国内大学有必要组织或指定专门的委员会负责上述事务,以推动通识教育在自身处境中的发展。

我国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制度困境

中国高校现行的专业设置模式基本上属于"社会中心型",以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为专业设置、调整的基本价值取向。通识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主张教育先为人的发展服务,后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于社会。我国高校现行的专业设置和专业选择制度与通识教育的理念有较大的冲突。通识教育在我国高校中的顺利推行有赖于高校在制度上做出相应的改进和创新。

高职高专通识教育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与对策分析

分析了影响高职高专院校实践通识教育的相关配套制度,提出从重视理解教育政策、大力宣传通识教育理念,完善相关法规,健全、规范通识教育管理制度等三方面的应对措施。

《国家公务员制度》通识教育选修课研究

当今,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热衷于公务员职业已成为普遍现象。但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却存在盲目、盲从、侥幸的心理。通过案例分析、模拟考试等方式安排的《国家公务员制度》通识教育选修课,可以向在校大学生讲授公务员职业、公务员考试等基本理论与技能,引导大学生客观地认知公务员这一职业,避免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浪费在公务员考试上,发挥自己的兴趣能力,做出合理的职业选择,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本科通识教育与学籍管理制度改革

两阶段分流制是在实行通识教育后一种新的学籍管理制度。实施该制度,需要改革高校学业考试考查方式,并要求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架起互通的桥梁。

职业变迁视角下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探索

本文阐述了职业变迁视角下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关问题,并提出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起来,推行一种专业教育基础上的通识教育的观点。

中西大学通识教育理念演进与制度建设比较研究

自由教育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基础,文理教育是现代意义上通识教育的直接源头。在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涵盖了有教养的人、公民人格、服务社会、立足知识等核心价值。民国时期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培养学生之完全人格,体智德美四育和谐""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等观念是中国通识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成果。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的互构形成的中国经验对未来大学通识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东京大学通识教育——历史变迁、模式与特点

通识教育是培养全面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人才培养与课程改革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东京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在日本乃至全世界独树一帜,拥有独特的通识教育体系,随着课程综合改革的不断进行,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也逐渐完善。东京大学通识教育的特点表现在运营组织机构完善、课程体系丰富、重视课程评价反馈,同时也面临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衔接问题、大环境下通识教育模式变革的挑战。东京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及其模式对于当前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

本文考察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递嬗。主要以哈佛大学的课程变化阐释通识教育的内涵，侧面反映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与大学领导人的教育理念密切关联。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反思

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旨在培养学生和谐的人格与全面的能力,使他们具有全球视野和公民意识,能在现代文明中生存,并且创造于社会有意义的价值。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施经过了一系列的变迁:通识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准备;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互平衡;通识教育是大学的理念和灵魂。

提升医学人文素养背景下通识教育课程设计问题的思考

通过分析高等医学院校人文科学素养和通识教育课程设计的发展与现状,从通识教育的认识、课程体系的设计,不同教育环境的差异,系统制度规范等方面进行了评价,并对此提出了几点思考,包括重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因地制宜规划通识教育课程设计,精心设计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构建支撑通识教育课程设计的制度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