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货膨胀分化:分析及中国对策

2017年以来,全球通货膨胀出现分化现象,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少见的现象。逆全球化是当前全球通胀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情况进行分析,以此参照对比其与美国及其与中国通胀变化分化的情况。研究时间范围为2017年2月—2023年10月,涵盖两个阶段,涉及八个国家。采用协整检验和主成分分析发现,中国和美国是全球通胀分化的重要两极,主要发达经济体追随美国。中国未来面临逆全球化挑战的严峻程度和不确定性呈现上升趋势。我国应以“进”促“稳”,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研究把握主要发达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系统性的活动规律,探索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确保自身经济高水平安全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互联网发展与通货膨胀: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背景下,有效识别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内在逻辑,对实现我国稳增长、防通胀的政策目标至关重要。在阐述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理论基础上,将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标引入混合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过广义矩估计模型验证,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会抑制通货膨胀,且该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旧稳健。进一步采用SVAR模型识别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动态特征,发现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的长短期影响存在异质性,互联网发展短期内抑制通货膨胀,但长期会推动通货膨胀,且互联网发展已成为解释我国通货膨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发展调节优化供需平衡,加强通货膨胀监测和预警机制建设,细化货币政策工具、提高其针对性和灵活性。

德国魏玛时期的通货膨胀与货币购买力

1871年德国统一后,金马克成为唯一官方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财政赤字不断飚升,德国大量发行纸币马克,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至魏玛共和国时期,通货膨胀仍然无法遏制,货币先后经历了金马克、纸币马克、紧急状态币、地产抵押马克到帝国马克的演变。1923年底,魏玛政府进行货币改革,逐渐扭转了纸币疯涨的局面,使货币体系逐步回归正轨。1924年后,德国经济逐步复苏,物价较为稳定,货币购买力在提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失业率急剧攀升,民众收入缩水,市场需求萎缩,商品价格一路走低。随着物价的逐年下降,同一货币单位的购买力略有提高,但在民众收入不断缩水的情况下,实际购买力却在下降。

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识别与通胀分型治理

采用时变Granger因果检验明确中国历次典型通胀时期下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与通胀成本负担状况,并基于反事实模拟给出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治理方略。研究结果显示:(1)2012年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基本都是全局性通胀,而在2012年后,通货膨胀则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2)治理全局性通胀只需盯住通胀源头和成本终端,而治理结构性通胀则应关注疏通通胀传导链条;(3)当下的通货紧缩是一轮由最终消费端发起的全局性通缩,但由于此轮通缩中只存在价格逆向传导链条,导致其仍有演化为结构性通缩的可能;(4)面对结构性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度盯住生产端价格指数的方式予以治理,这不仅有利于事前化解可能出现的产业链断裂风险,而且也能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增长空间。

互联网语言通货膨胀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语言的通货膨胀作为兴起于互联网交往语境中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对其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从文本、话语和社会实践中明确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语言通货膨胀所呈现出的堆叠表达和夸张情感产生于当前互联网交流的个体焦虑和对高效性的追求,背后也蕴含着个体对于传统话语规约的反叛,并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被主流话语收编,更具有了表达的“合法性”。

基于模型平均的中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密度预测

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是政府宏观调控关注的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对二者进行准确预测有利于精准施策.传统预测往往基于点预测,即对经济变量的条件均值展开预测,无法准确刻画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密度预测提供了未来条件概率分布的预测,有效弥补了点预测的缺陷.本文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利用17个预测指标构建了中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密度预测模型,并采用多种检验方法评估不同模型的可适性.结果发现,基于单个预测变量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大多存在模型误设的问题,而对多个ADL模型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组合预测能显著降低模型误设的风险.样本外预测进一步表明,基于OLS参数估计的贝叶斯模型平均(BMA⁃OLS)方法能较准确地预测中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未来分布.

内生全要素生产率、经济波动与通货膨胀

通过在研发部门引入内生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具有内生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的DSGE模型,研究在内生全要素生产率机制下经济波动对产出、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探究内生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分析内生全要素生产率与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在内生TFP机制下,需求侧冲击是经济变量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尤其是货币政策冲击;投资品价格冲击是供给侧最主要的外部冲击。第二,内生全要素生产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货币政策冲击是内生全要素生产率波动最重要驱动因素;技术转化率的波动上升是中国内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第三,内生全要素生产率对通货膨胀产生抑制作用,内生TFP机制下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更平稳;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货膨胀波动最主要的因素。

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启示

基于1992Q1至2023Q2中国四类总体价格指标的环比折年率数据,借助于自回归系数和法和多倍未知结构断点检验方法,测度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特征及其货币政策含义。研究发现:一是在样本区间内四类通货膨胀持久性相对较高,CPI和RPI存在两个显著的均值结构断点,分别在1996Q2和2003Q2,GDP_def存在一个显著的均值结构断点,在1996Q2,三者通货膨胀持久性近期均呈现上升趋势。PPI不存在明显均值结构断点;二是半衰期持久性测度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对CPI和RPI的调控应至少提前1个季度,对PPI的调控应至少提前2个季度,对GDP_def的调控应至少提前3个季度;三是我国CPI和RPI通货膨胀持久性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与国际研究实践一致。

国际能源价格、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关系——基于小波变换频带分析与多元BEKK-GARCH(1,1)模型分析

近些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变动频繁,给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不便与影响。文章现使用小波变换频带分析方法并结合多元GARCH-BEKK(1,1)模型,考察处在不同时间段内国际能源价格、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溢出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三者之间有波动溢出效应,但在不同的周期,其波动效应不同,短期来看三者之间存在双向传递效应,随周期变长发展为单向溢出与双向溢出,长期则国际能源价格向通货膨胀波动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伴随中国经济迈入一个新时期,能源问题一定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重视的挑战,因此需要相关政府机构加快完善国内能源市场化建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努力减缓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

语言“通货膨胀”与“文字讨好症”

近年来,“文字讨好症”在网络上十分流行,备受年轻人的关注。很多人都“患”有“文字讨好症”。“文字讨好症”的出现与语言自身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文字讨好症”也成为导致语言“通货膨胀”的必然原因。本文将从语言“通货膨胀”分析“文字讨好症”。

论反通货膨胀成本

论反通货膨胀成本管怀鎏江苏省南通市委党校通货膨胀是困扰我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一大顽症。当前，多角度地研究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问题，对于探索我国通货膨胀的特有规律，从而更为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从一全新的角度，提出反通货膨胀...

我国通货膨胀惯性及其货币政策启示——基于后顾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货膨胀惯性内生于通货膨胀动态演进系统中,并会制约外生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而导致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成本增大。纯前瞻性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不包含内在的通货膨胀惯性,无法用来描述和解释通货膨胀惯性问题。构建包含通货膨胀粘性假设的后顾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采用1996—2013年的季度数据来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惯性动态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惯性,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较高的通货膨胀惯性意味着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较高的反通货膨胀成本,中央银行应该赋予控制通货膨胀目标更高的权重,并将市场型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

不同时期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研究——基于TVP-VAR模型的对比分析

采用TVP-VAR模型探究不同时期美国量化宽松背景下,货币发行量增加对中国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影响差异,研究显示,2020年3月开始实施的美国量化宽松与之前三次量化宽松政策相比,其货币发行量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明显减小;国际大宗商品和人民币发行量增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正向冲击增大。这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所上升,整体上对通货膨胀造成正向冲击,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了国内通货膨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依然是影响中国国内物价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政府应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与独立性,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内经济的良好发展,以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带来的波动。

此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从中央银行角度讨论(下)

近期全球物价水平持续大幅上涨,许多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学者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国际政治经济因素,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令人信服。面对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各国中央银行未能及时调整货币政策,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削弱不无关系。事实上,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必须在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权衡,而经济状况又关乎选民的投票倾向,因而其往往承受着较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同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与供应经济学的式微也使各国中央银行低估了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引进负利率政策等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可能是中央银行对抗国内政治压力、保持物价稳定的有效手段,但无论如何,低通货膨胀时代已经结束,各国中央银行将面临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国通货收缩的现状、形成机制与对策

我国CPI和PPI近年来一直呈双降趋势,其中CPI的增长率尚能维持正数,但PPI的增长率已经连续36个月为负,这标志着我国事实上处于通货收缩的境况。不同于通货紧缩,在政府宏观调控下,通货收缩可以转而利好于经济运行,故而通货收缩实际上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自2014年年末开始显现的此轮通货收缩诱因纷杂,但就内因而言,主要体现为我国经济的供给过剩,包括制造业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房地产业的结构性供给过剩。因此,为避免通货收缩恶化至通货紧缩,应当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消化上述产业的过剩产能,使价格和产量位于合理区间,以期在经济"软着陆"的前提下,挤压经济泡沫,使我国经济面回归至健康常态。

主要发达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和启示

主要发达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和启示李洁发达国家研究通货膨胀问题已有较长的历史，尤其是５０年代以来，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各种不同体系，而且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以不同理论为基础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和调控机制。进入８０年代...

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本文首先介绍了通货膨胀的概念、类型及危害;其次,说明了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根治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遏制通货膨胀,维护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不同经济阶段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传递效应——基于NARDL两步估计模型

通过构建NARDL两步估计框架,实证研究了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中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传递的非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模型优化方面,NARDL两步估计突破了单步估计的渐进奇异性问题,估计的精确性更高;在汇率非对称传递规律方面,整个样本期内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水平的总体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主要集中在长期,人民币不管是升值还是贬值都会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且通货膨胀对汇率的贬值更为敏感;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汇率贬值的影响仍然强于升值,但汇率升值传递效应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下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幅度,且汇率变动在经济收缩阶段对通货膨胀呈现出更为强烈的传递效应。

此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从中央银行角度讨论(上)

近期全球物价水平持续大幅上涨,许多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学者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国际政治经济因素,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令人信服。面对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各国中央银行未能及时调整货币政策,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削弱不无关系。事实上,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必须在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权衡,而经济状况又关乎选民的投票倾向,因而其往往承受着较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同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与供应经济学的式微也使各国中央银行低估了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引进负利率政策等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可能是中央银行对抗国内政治压力、保持物价稳定的有效手段,但无论如何,低通货膨胀时代已经结束,各国中央银行将面临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加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