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敬”至“用”:《御批通鉴辑览》在清代的社会境遇及变化

《御批通鉴辑览》(简称《辑览》)在清代的社会境遇历经三个阶段的变化:其一,乾嘉至道光初年,被奉为官方权威,并在清廷重塑明末历史记忆的活动中充当依据之书。此阶段《辑览》政治意蕴凸显,人们的态度以“敬”为主。其二,道咸以降,《辑览》囊括古今、论断权威、部头适中的特点,适应了太平天国战后恢复文教的需求,成为官书局优先刊刻、学校重点藏贮的史籍,人们逐渐认可其历史教育价值,成为士子学史必读书目,几有超越《史》《鉴》之势。其三,清末颁布科举新章,《辑览》因被定为乡、会试史论题的核心命题参考书而获得士人追捧。科举制度废除后,《辑览》仍被新式学堂使用,在新旧学制迭代的过渡时期充当历史教科书。《辑览》在清代的社会境遇总体呈现由“敬”至“用”的变化趋势,展示了官修史书走出书斋、服务社会的路径,是中国传统史学发挥社会功用的典型案例。

《通鉴节要续编》在明代的版本流变

刘剡所编《通鉴节要续编》,在明代被多次刊刻和改编,并远传欧洲,为明代通俗史书中影响较广者。约在明宣德四年,本书由建阳翠岩精舍刘文寿初次刊刻,分三十卷。现存诸本中属于此初刻本系统者,包括双桂书堂本、善敬书堂本与司礼监本。其后出现大量添加字音字义类注释的版本,较早者为宣德九年尊德书堂刻本,后世流传不广,而弘治年间集中出现的一批带有“释义”的版本,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代后期诸本的面貌,但其卷数仍为三十卷。约在明嘉靖年间,又相继出现了二十一卷本与二十卷本两种版本。前者曾经官方刊刻,以吉澄福建刻本为代表,后者则是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历史类典籍之一。二者都与弘治年间出现的“释义”本有密切关系,并都衍生出了改换书名与作者之本。弘治年间为本书文本变化的关键点,而嘉靖年间则是卷数变化的关键点。随着史学风气的转换与纲鉴类史书的兴起,本书在清代迅速消亡。

史书有几种编写体例

史书通常是按照一定的体例编写的。常见的史书体例有以下六种:第一,编年体:即以年代为线索编排的有关历史事件,如《资治通鉴》。第二,纪传体: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以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如《史记》。第三,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第四,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如《战国策》。

版系桑梓 画寄深情

我国是木版画大国,也是世界木刻版画发祥地。《中国木版画通鉴》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透视了中国木版画1200年演进的历史长河,下卷则按照10余个类别展现了121种木版作品总计1317幅。作者考镜源流,掘隐钩沉,阐幽发微,通过对时代氛围、民俗民风和生活方式等的整体把握,诠释富有代表性木版画得以流行的社会背景,抽绎文化艺术史中蕴含的深刻规律,对我们了解往昔时代的生命、情感形式提供了参照。

从“老子化胡”说佛道之争(三)

可见,《西升经》《化胡经》的渊源是比较深的。两经以后,道教徒们并未因佛教徒们的缄口不言而息气宁人,他们继续编织着一个比一个玄乎的老子化胡故事。这里摘述一段《历代神仙通鉴》卷五上的故事以飨读者:老子出关往西域,行至竺乾舍卫国,摩耶夫人白天睡觉,老子从兜率天降神,乘日精投入摩耶口中,然后从右肋出来,落地之后便周行七步,目顾四方,用两手指着天地,像狮子一样大声吼着说.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

南书房为清代内廷机构之一。原为康熙帝读书处,康熙十六年(1677),侍讲学士张英、内阁学士衔高士奇被选入乾清门内南书房当值,为南书房入值之始。入值者或与皇帝讲求学业,讨论政事,或秉承皇帝旨意拟写谕旨,故而,南书房成为内廷清要之地。 《南书房记注》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君臣对学术、政治、经济等多个侧面的讨论,于康熙帝为政治世之道多有涉及。本组史料选自馆藏宫中档案,现予发表,以供研究者参考。

论“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既与唐末以来兵骄将悍的政治混乱相关，更与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深层变化有内在联系。兵变前赵匡胤集团有两次机遇与时缘的巧合，促成其势力急剧发展。兵变过程中的缜密决策和细致运作，使“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奇迹的背后则凝结着卓识与理性，含蕴着政治良知。基于此，使得“宋氏启运，不类汉周”，酿造出一种文明理性的“立国气象”，从而对唐宋之际的“治乱分合”以及两宋政治产生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陈桥兵变既与唐末以来兵骄将悍的政治混乱相关，更与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深层变化有内在联系。兵变前赵匡胤集团有两次机遇与时缘的巧合，促成其势力急剧发展。兵变过程中的缜密决策和细致运作，使“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奇迹的背后则凝结着卓识与理性，含蕴着政治良知。基于此，使得“宋氏启运，不类汉周”，酿造出一种文明理性的“立国气象”，从而对唐宋之际的“治乱分合”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秦汉时期官吏休沐告宁制度考略

秦汉时期的官吏依制享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休假,当时称为休沐或告宁。本文试对这一问题略作考述。 一、休 沐 休沐即官吏定期休假,官吏一般利用休假日洗沐,故称休沐或洗沐。《汉书·霍光传》:“光时休沐出”,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通鉴》胡注云:“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又《初学记》二十引《汉律》曰:“吏五日得一下沐。”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官吏,无论职位高低,每五日休息一天已成定制。 除五日一体的例假外,还有节假,一般夏至、冬至日休假。《汉书·薛宣传》:“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颜师古注曰:“

世宗遗命的匿废和陈桥兵变

世宗遗命的匿废和陈桥兵变王育济关于＂陈桥兵变＂，学术界已有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①。但仍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难解之处。如兵变前，后周大臣中有人明确向宰相范质上书说赵匡民有觊觎帝位之心，但素以＂名相＂②著称的范质对此却毫不理会，未作任何防范。当此＂主少国疑＂...

“牛李党争”散论

本文对“牛李党争”这一影响中晚唐政局甚巨的历史公案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考论,首先,文章认为两党之间的斗争并非什么士庶之争、科第之分与政见之争,而是由家族、师生、同门及个人恩怨等关系而形成的不同的官僚集团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派系之争。其次,文章认为学界流行的“李德裕无党论”难以成立,实际上李德裕与李宗闵等同为党同伐异的党魁。此外,文章还对牛李党争的起因与李逢吉与牛李两党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

《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邬国义《通鉴》编修有其书法凡例。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司马光的曾孙司马渡曾据光的遗稿，摄取分类＂为三十六例＂，编成《通鉴前例》。但流传至今的《通鉴释例》残阙严重，唯有十二例仅存。由于所存无几，难窥全豹，因此后人研究《通鉴》书法...

康熙十八年《南书房记注》

本刊1995年第三期登载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后,受到许多读者的关注。这里续发康熙十八年《南书房记注》,供研究参考。

魏晋十六国以来巴人的迁徙与汉化趋势

本文考察了魏晋以来历成汉、前赵、后赵、冉魏、前秦、北魏、西魏诸朝，巴人在巴西、汉中、关陇、河东。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的成就与特点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凸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正

关于纪事本末体之创始,传统观点多归于南宋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但史学界还存在着几种未经深入辨正的说法。不可忽略的是,"纪事本末"被确立为独立史书体例的标志,是清修《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目的设立。据四库馆臣所认知的"纪事本末"类史书之基本特征辨正诸说,其中属纪事本末体者只有《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后者实先于前者而撰作,故虽然主要靠《通鉴纪事本末》及其效仿者而确立起纪事本末体,但其创始之作,当归于《三朝北盟会编》。

《史记》的语义复现形式

语义复现是古汉语中的一种特殊修辞手段，即出于强调、渲染等表达需要，某一语义单位在单句的成分之间或复句的分句之间重复出现。这一特殊表达形式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自金代王若虚以来，将此用法视为“字语冗复”①或“修辞之偶疏”②，还有的斥之为“两种句型误在一...